积极修辞在刑事案件辩护词写作中的运用——以夏俊峰故意杀人罪死刑辩护词为例

积极修辞的有效运用,可以打破词语的一般意义层,鲜明生动地联结起意义网络。中国政法大学滕彪教授为沈阳小贩夏俊峰故意杀人罪撰写的刑事辩护词为现代汉语修辞分析提供了典型的法律文本,展示积极修辞在刑事案件辩护词中的作用,有利于形塑社会经验,介入、影响法律的文本功能,构筑、编织法律话语把人类的共同生活调控到有序的法制轨道上。     

他扬起了风帆——序《郭国汀辩护词代理词自选集》

律师作为专业人士，是一种职业化身份。律师作为职业，总会也最易在精确把握、周密描述身历亲经事物的基础上，“析万物之理”，从而传达他对客观世界（事物）的认识，表达自我。真理就在其表达中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从而体现出力量。律师的辩护词和代理词就是这种表达。因此，它必然地蕴涵着律师的才能、水平、风骨、品格乃至气度，集中地反映着作者的世界观。读《郭国汀辩护词代理词自选集》，会得到一种启示：律师的辩词不宜局限于或者侧重于论证执业的实践过程，仅止于表现为“我做了”；重要的是要能表现出作者的“我在想”。一个勤…     

我失去了在全国扬名的机会

当我看到报纸上登着审判结果的时候，我发现我竞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的心情。张云龙，因为我的辩护词得到法院的认可，以包庇罪被判入狱三年，从而摆脱了死刑，而我的名字却没在这个当时全国最轰动最大的贪污案的卷宗中出现。我不知道是该为我的辩护成功而高兴，还是该为命运的不公平而叹息扼腕。     

人文精神的历史语境

人们满足于侈谈人文精神,却从未对它的文化历史语境和基本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这种界定的缺失导致了人文精神自身的畸变,以至于这一术语竟然蜕化为等级观念、迷信思想和宗派情绪的辩护词。     

解读广州假酒案《辩护词》

2004年5月,广州市白云区出现了“假酒中毒”事件,不法分子竟然用工业酒精勾兑出散装白酒残害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生命。造假者利欲熏心加上无知是悲剧酿成的主要原因。而酿酒行业的门槛之低也令人触目惊心,执法人员在最近的检查中发现,广州不少酿酒作坊根本没有《酒类生产     

自焚引发的玩忽职守案——张彦龙涉嫌玩忽职守罪的辩护词

河北省沧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张彦龙等人涉嫌玩忽职守罪一案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３日在沧州市运河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属于案中案，案情复杂，涉及面广，法庭辩论激烈而精彩。第一被告人张彦龙的辩护人、北京中复律师事务所钱列阳律师的辩护多次引起大家的共鸣。兹将钱律师的《辩护词》推荐给读者。     

马婵贞贩卖淫秽物品案辩护词

据《南方日报》报道，这是一起全国最大的贩卖黄碟案。该案共查获尚未出售的非法音像制品625万张，其中淫秽光碟440万余张，相当于1994年至2002年全国集中行动收缴淫秽色情出版物总量的三分之一，创下全国“扫黄打非”斗争以来查获黄碟数量的最高纪录。     

刑事辩护词中的概念语法隐喻——以行为过程的语法隐喻式为例

概念语法隐喻是来自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概念,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用名词化的短语或词组来表达行为过程。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刑事辩护词的分析中,可发现其使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行为过程隐喻式的修饰语、行为过程隐喻式的行为主体以及行为过程隐喻式在衔接语篇时所发挥的作用。行为过程的隐喻式在辩护词中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借助语言学的概念来分析这类语言现象,可以帮助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律师解读辩护词,并以此为基础采用相应的辩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