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汕尾,又现律师“会见难”

2012年年底至今,正是新、旧《刑事诉讼法》交替施行期。公众在期待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的同时,更对该法解决律师"会见难"寄予了厚望。然而,该法新旧交替时,在广东省汕尾市,北京刑辩律师张燕生等人遭遇"会见难"。新法前,公安拒接材料会见难按照张燕生博客上的记录,第一次"会见难"发生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     

坚定理想信念的理性辩思与现实选择

信仰、理想和信念是一组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概念,进行概念厘定和价值阐释是探讨理想信念议题的基础性工作。理性的看,理想信念不坚定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是现代性对信仰的冲击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表现,而信仰教育出现偏差、党员理论修养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是重要的现实原因。坚定理想信念关键要解决共产主义信仰与共产党员生活实践之间的脱节问题,为搭建信仰与生活之间的联系通道,需要在学习中提高共产党员的理论修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中国古代秘密侦查方法析评

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特殊功能,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我国古代便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各种秘密侦查方法,其中包括以“侯”侦探,逆用犯罪人;设告密箱;跟踪盯梢和狱内侦查等。古代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合理内核,也为现代秘密侦查方法提供了相当的启示,如善用现代科技,促进秘密侦查方法的完善;面对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的困境,从秘密侦查启动条件、启动主体、秘密侦查适用对象、实施程序、秘密侦查所获取资料的线索以及证据价值、违法秘密侦查的后果等方面完善我国缺失的秘密侦查立法;根据主体、客体、程序和是否穷尽等要素合理适用秘密侦查手段。     

社会转型中法官法治思维养成困境及路径探究

社会转型中,作为法律职业者之一的法官群体,如何去考量法治思维的因素倍加值得关注与重视,由于受限于现实司法体制、根植于传统司法文化、纠结于多种思维影响之间,法官法治思维的养成仍存诸多困境。立足于对所在区域法院展开一定实证调研和引入相关心理学、教育学知识的基础上,探索建构我国法官法治思维养成的路径既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又有深远的指引意义。完善制度建设、强化思维训练、改进教育培训乃是三种路径的基本设想。     

律师问出的真相（上）——王平等六少年轮奸案

本期登场的是罗力彦律师的作品《找到辩点》。一位女性作为刑辩律师在律师界可谓凤毛麟角，而且罗力彦出手接下的都是风高浪急万众瞩目的大案：如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全国首例从日本引渡职务犯罪案、邓小平照片署名权案、迟尚斌与深圳健力宝俱乐部纠纷案等多起在国内外具有重特大影响案件。     

刑辩律师在坚定的理念中寻找价值

刑辩律师。何种角色？ 在邯郸的两天会议上，能容纳四五百人的会场．场场爆满。而那些从全省乃至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专注刑事辩护的律师们把整个会场衬托得更加“饱满”。会议过程中记者注意到，无论在哪个时间段，总能看见黑压压的人群。人数只增不减。他们都带着同一种专注的表情注视着台上每一位发言者。     

墨辩思想何以应用于法律适用

墨辩言推理,谈类故;而法学也说推理,要类故。墨辩需要逻辑,法学也需要逻辑。而且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现代法学进程就会发现,各国在移植或承受法律制度时,往往只是将其制度及其原理通过本国思想相融合。本文从此出发,探讨我国传统思维——墨辩逻辑在法律中的适用。     

中国刑辩律师的新期待

新刑诉法施行之际，青岛律协代表律师们提出了100个期待。大家期待，法律在执行中不要走样。律师权利能够得到保障。近年来，刑辩律师的职业环境不佳，出现很多刑辩律师“不能辩”“不敢辩”的现象。“不能辩”多因为公检法机关的细化规定设置的多重障碍，最基本的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都无法保障；“不敢辩”则是怕步入现实很多案例中律师陷入伪证、泄密等罪名的风险。     

简述爱默生的个人主义

素有"美国的孔子"、"美国精神的先知"之称的爱默生,对美国的文化、文学、哲学的影响都非同一般,尤其是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更是对美国的个人主义的进程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种以人为本位的人生哲学,个人主义有其独特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个人主义的解读无疑应该放在美国文化这个大背景中进行,并对其核心内容作历史性的研究和分析。     

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逻辑构造

罪刑法定原则的教科书式解读并不是一种司法逻辑。按照刑事司法逻辑,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有全新的所指。前者致力于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的形式之辩,后者致力于对"法有明文规定未必为罪未必处罚"的实质之辩。对于形式之辩,可将其分析为两种辩辞,它们与刑法目的的关系完全不同。对于实质之辩,应着重把握定罪情节的意义和内涵,而其要义则在于规范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