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组织工作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

刚刚结束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回顾和总结了党的十七大以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成绩．研究部署了2012年的组织工作。党的十七大以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在改革中推进、在继承中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增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党内民主...     

财政部机关开展竞争上岗的主要做法

从2004年起,财政部机关开展了竞争上岗。截至2011年9月,部机关共组织开展了副司级领导职位竞争上岗4次,处级领导职位竞争上岗7次,选拔援藏、援疆、援青干部竞争上岗5次;派出机构共组织开展副监察专员竞争上岗6次,分别在各地派出机构组织处级竞争上岗147次。通过竞争上岗,财政部机关和派出机构共选拔司处级领导干部     

发挥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

不少学者就如何开发、利用传统文化，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问题进行了探究。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及路径选择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表现为缺乏微观的、深入的研究。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在以下几方面努力：全面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加强微观研究，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观念、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结合群体特点，研究如何利用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观察与思考

《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是一套客观、公正、详明、真实的信史和力作。这套丛书的编撰,揭示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来风云激荡、波浪起伏、新潮迭涌的发展态势,以及包括五个要点的运行规律,指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符合世界资本主义四大发展阶段的自然历史进程,不能急于求成,更要通晓不发达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四大特殊规律。此外,还概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来的四个历史进程,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最后,作者提出了科托邦、谐托邦、真托邦、善托邦和美托邦的新概念,论证共产主义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日积月累公共因素,一定能够实现的远大奋斗目标和明净胜境。     

试析衙前农民运动对中共创立时期乡村革命的探索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由早期党团员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领导者沈定一是当时探索乡村革命的主要先进知识分子之一。衙前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在理论上对此前先进知识分子的探索进行了继承发展,更可贵的是开始了新式乡村革命的实践。目前没有资料显示中共一大对其发生影响,它有别于中共一大的工作重点,在乡村革命的组织、动员模式,乡村革命的经济政治目标和斗争方式上都作了开拓性的探索。不足是忽视乡村党组织建设、武装斗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低,理论和实践脱节等。     

2012北京-巴黎-伦敦自行车奥运之旅出发仪式举行

<正>由中国欧盟协会、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法国全法自行车旅游联合会主办的"2012北京-巴黎-伦敦自行车奥运之旅"出发仪式于4月1日上午在奥林匹克公园隆重举行。2008年,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及残奥会。当时法国全法自行车联合会的骑手们历     

毛泽东与“三反”运动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及时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的外婆

在重庆的童年岁月我完全生活在母系氏族里。爷爷奶奶在南京,爸爸在西安电视台工作,我和外公、外婆、妈妈一起生活。外公不常看到,他早先在西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个高干招待所工作,后来到一所离家很远的外国语学校工作了,一周回家一次。外婆在重庆日报社上班。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从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调到西安电视台和爸爸团聚去了,我就被彻底丢给了外公外婆。外婆是苦出身的家庭妇女,只有初小文化。     

从“多快好省”到“又好又快发展”——论毛泽东对发展观的探索和科学发展观对其新超越

如何解决好"好"与"快"的关系,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毛泽东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模式,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这一优越的社会制度快速发展,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囿于历史条件,毛泽东的发展观还局限于经济增长方式上,单纯强调"快"。科学发展观则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内在要求的,强调国民经济既"好"又"快"地发展,这是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和对毛泽东发展观的发展。     

台湾同胞康大川与日本战俘的反战运动

生于日本占据时代的台湾苗栗人康大川,一直怀着台湾必将回归中国的信念。他自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后,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战争,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三组组员,协助"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开展反战运动;继而又任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贵州镇远和平村)主任管理员,协助日本战俘开展反战运动。康大川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台湾同胞没有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