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保障党员权利的探索与启示

各国社会党在保障党员权利方面进行着各具特色的探索和尝试,纷纷采取措施改革选举制度、改进决策体制、开展党内讨论、倾听不同意见,切实保障党员的选举权、参与权、政策讨论权等民主权利。这些积极的探索为我们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提供着重要参考和借鉴。     

美国法域的支撑役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在美国法域中,支撑役权作为一个重要制度,体现在它重视对土地所有者权利的保护,此外与不动产支撑利益有关问题亦是民法研究,尤其是在完善我国立法方面不容回避,倘若不能得到妥善处理,不仅会引发毗邻不动产所有人之间冲突,更会增添社会不和谐因素。尽管我国物权法出台并得以实施,但面对不完善之处仍存在之现状,笔者将以探讨美国法域上“支撑役权”制度为基石,在具体分析、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借鉴,以期冀使支撑役权与我国立法体系相融合,使物权法日臻完善。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被害人救济困境与出路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是特殊形态的恐怖主义犯罪,较于传统恐怖主义犯罪,其被害人内涵富有新意蕴,具有网络与现实二元化、群体性增强、思想异化概率大等特点.恐怖主义犯罪网络化使得受害范围扩大,而现有被害人救济体系因预防被害人恶逆变、二次被害机制缺失而应对乏力.该体系不仅自身固化,且在实践中缺乏规范运作,从理论到实践均应作出改变.需...     

民法诚信原则与劳动法适用之博弈论纲——以“奋斗者协议”和“自愿弃保”为例

"奋斗者协议"与"自愿弃保"案件背后隐含的法理可简概为民法诚信原则与劳动法适用问题。实践中的误读和误判、《民法典》缺失劳动权(益)之基本民事权利设置、共享经济下新型劳动用工和疫情与后疫情时代之多重叠加效应,导致了劳动法之"衰"与"殇"。民法诚信原则同样适用劳动法含社会保障法,所谓劳动法不能适用该原则或者民法思维模式都是不严谨之"伪"命题。劳动法适用诚信原则应当考量其特殊性,惩戒权适用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有利原则,并不得涉及劳动者非职业行为即私人行为和排除社会保障权。任何排除或剥夺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的约定或规章都是无效的。后劳动合同义务适用诚信原则不能"选择性""遗漏"抗辩权,如果当事人依法行使抗辩权,则不能裁定其违反了诚信原则,否则就是"伪"民法思维模式。实习关系属于特殊的劳动关系,在实习法律规范严重缺失下,用具有弥补法律不足之价值与功能的诚信原则治理"虚假实习"完全必要而且可行。     

重申量能课税的制度价值

通说认为,量能课税无法拘束流转税法建制,不能指引税收执法,还忽略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间的联系。但其实,流转税法制度设计必须把握并有效回应蕴含在负税人消费行为中的税负能力,究其根源仍然是在量能课税;执法环节,识别应税事实的过程正是在衡量税负能力;又因为税负能力的形成本就离不开财政支出的贡献,是故量能课税的过程已对财政支出的因素有所考虑。量能课税的完整意涵包含纵横两个向度,将其与量益课税并称并不适当。量能课税较之量益课税具有多方面优势,而且在私人需求和公共需求、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日益分立的语境下,量能课税的正当性更为充分。逻辑上,获益仅为税负能力的来源之一,且其不必定形为税负能力,量能课税已充分吸纳量益课税的有益成分并作了必要转化,应成为税收公平的统一要求。     

从保密到安全: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自然人有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但这并不等于承认数据生命周期的最后环节是“删除”,因为“删除权”是“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丧失”的必然结果,而“数据销毁”才是“数据归于消灭”的处理流程末端。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基础在于信息保密方式的扩张,即从维持信息保密状态转向维持数据安全风险的可控性。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倘若义务主体无法保障暂时不使用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处于安全状态,则应当采取适当的数据销毁范式降低数据泄露或非法复原的安全风险。在未来立法活动中,我国应当明确数据销毁义务的义务主体、销毁方式和销毁范围等具体制度内容,完成数据安全立法的“最后闭环”。     

论军事法学的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研究方法重整的尝试

研究方法的重构,是当前军事法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军事法学研究须从建立独立学术品格出发,尝试方法自觉地建立逻辑自洽的叙述结构与方法;军事法的解读与叙述应当立足于军事权,以及建军权、统率权、战争权等基本范畴,领会增强与节制军事权这一核心命题,建立相应的解释方法与规则。     

试论“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社会主义宪法逻辑

包容性增长理念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初步生成,是社会主义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特色的浓缩。其体现了保护人的尊严的最高宪法价值,映射出保障社会权的社会主义《宪法》结构。宪法视域下实现包容性增长,国家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是基本措施、促进对经济增长的平等共享是关键、保障弱者基本生存是最低要求。     

网络版权损害赔偿问题的实证分析——以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四地法院判决为例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中,人们被卷入信息网络时代。互联网无疑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环境下的权利保护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版权侵权案件频频发生。然而被侵权者在权利受到侵犯后是否能够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得到合理的赔偿数额,弥补其损失,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查阅知识产权判决文书网上的判决书,对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四地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案件作出了记录与统计,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科学评析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现状,并提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制度的完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