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根据

不作为犯罪一般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罪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前者在刑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对其在理论上的争议较少.而有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问题在刑法中没有相关规定,但在我国的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其又广泛采取承认的态度,由此引发了有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问题.本文拟就不作为犯罪问题之一的作为义务根据进行探讨,希望能通过对作为义务根据的合理界定来阐述笔者对作为义务和不作为犯罪问题的一些认识.     

夫妻AA制,一方对外债务也须共同偿还

蔡斌和王涵涵是"80后"小夫妻,婚后俩人约定夫妻财产实行AA制,婚后各人所欠债务同样由各自偿还。2011年2月,蔡斌投资一品牌服装专卖店时从朋友张帅处借款35000元,双方约定一年内还款。后因投资失败,蔡斌迟迟没有还款。2012年9月,张帅将蔡斌和王涵涵夫妻告上法庭,要求两人还款。法庭上,王涵涵说,蔡斌的借款及投资行为都是个人行为,并且我们夫妻已经约定了家庭财产分配模式,自己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张帅则说,我     

政治义务的概念考量

人们究竟对政治义务持证成还是证伪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对政治义务本身的概念界定有着莫大的关联,不同的界定很可能导致不同的价值取向。总的来说,政治义务在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下是一个很繁杂的概念。对政治义务的概念考量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义务与责任做出区分;二是对政治义务与道德义务、法律义务做出区分。     

从富勒的两种道德观看边沁的权利思想

传统观点将边沁的功利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认为他否认道德的绝对性,将善和恶完全视为个人的主观评价。在介绍、梳理富勒两种道德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权利观。边沁功利主义原则的价值在其批判性,它所追求的其实是“愿望的道德”,有其以“平等关切”为基础的道德原则,并有“利他主义”的倾向。边沁不仅承认个人的法律权利,而且也不否认个人的道德权利。边沁的“平等”观念,切合着富勒的“愿望的道德”。     

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影响医患关系的原因分析 医疗机构方面的原因。一是医疗过程中告知义务履行不够。患者仍然处在弱势地位,加之一些医护人员法律观念淡薄,对患者应该享有的知情权、选择权等权利不予尊重,存在比较严重的侵犯患者知情权、选择权的现象,降低了患者满意度和信任度;二是部分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较低,对病人生硬冷漠。病人作为特殊群体,心理上、生理上相对脆弱,医生对病人及其家属的漠视和不关心,容易导致患者病情恶化,错失治疗最佳时机,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网络空间中的权利义务辨析

网络空间当下已经成为国人进行社会活动的区别于现实社会的另一个活动空间,由互联网技术发展所开辟的网络空间,因其独特的属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虚拟活动空间,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延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但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在给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泛滥的虚假消息,遍布的恶意广告等。深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民众对于权利义务的错误认识是导致网络空间中一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民众对权利义务关系的颠倒认识,导致了民众在网络空间中肆意行使权利,造成了对网络空间秩序的破坏和对他人权益的侵犯;民众对权利义务内涵的错误认识;加剧了权利滥用的局面,严重破坏了网络空间的正常发展。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以期能够寻找到厘清网络空间中权利义务关系及内涵的理论依据。     

作证抑或保密:律师执业中的两难选择

当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08条规定了公民的作证义务,而现行《律师法》第38条又规定了律师的保密义务,两者在法律适用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如何在作证义务与保密义务之间求得平衡成为律师执业中的两难选择。律师作证义务与律师保密义务冲突的解决之道有赖于对律师制度的正确理解和对刑事诉讼价值的综合考量。     

九旬民革党员的赡养费执行到位

正2014年11月5日,四川省民革党员吴兆前律师和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钱涛、执行法官王浩等一行数人,前往成都市彭州市檀木村八组,将6000元赡养费送到民革老党员、9旬老人刘润辉的住处。据了解,40多年前,孤寡老人、民革党员刘润辉收养了一名养子王某。王某成年后,通过努力找到工作并     

医疗行为中的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是医疗行为之核心,亦为判断医疗侵权责任之核心,各国关于过失的判断标准大抵都是是否违反注意义务,医疗行为之注意义务的依据不在少数,例如有关医疗侵权之法律法规、临床医疗准则、医疗惯例、因医疗契约所生之注意义务等等。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又分为诊疗义务和说明义务,而诊疗义务中的医生裁量权是为医疗侵权责任讨论之要点,说明义务中的各项内容均为现代医学与法学重视之焦点。     

论刑法的标签化及其克制

在标签文化中,刑法的标签化不可避免。刑法标签化的真相是在刑法评价与社会道德评价“为伍”中强行增设义务而限缩权利,因此其不可避免带来了对个体价值过度否定的恶果。为此,在尊崇个体价值之中塑造刑法信仰,当是刑法标签化克制的价值之途;而在刑法谦抑性之中,建立和完善前科消灭制度和复权制度,则是刑法标签化的制度补救。在标签化的“宿命”之中,刑法仍应不辱其保障人权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