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路径之辨识

《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及其司法解释对于纠正违法即无效的错误认识曾起到了历史性作用。但现有的学说及现行立法在就违法合同效力的判定路径上却存在着方向性的偏差,于司法实践并不具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区分民法内的强制规范与民法外的强制规范而异其效力,在我国并不可行;通过语义分析尚难以发现强制规范之所在;而将违法之法简单缩限为法律、行政法规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妥当,亦难以操作,且于价值及逻辑层面多有疑问;此外,将违法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予以并列,在逻辑上也有不合。故应将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纳入《合同法》第52条第4项,通过规范目的的发现及利益的衡量来最终确定违法合同的命运。     

构建劳教场所安全稳定长效工作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维护劳教场所安全稳定,是劳教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提高教育矫治质量,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前提和基础。构建劳教场所安全稳定长效工作机制,是劳教工作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劳教工作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具体体现。通过多年的实践,我省劳教场所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安全管理制度,同时,也应该看到,劳教场所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始终存在,     

公安刑侦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长期以来,公安刑侦干警以超负荷的状态与各类刑事犯罪活动作斗争,取得了驾驭治安局势的主动权、制胜权。在当前日趋严峻复杂的刑事犯罪形势下,如何加强公安刑侦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深化刑侦工作改革是实现侦查破案方式转变、提高侦查破案率、牢牢掌握打击犯罪主动权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目前刑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公安刑侦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构想。     

侵权责任的违法性要件及其类型化——以过错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兴起与演变为背景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出发点是“不得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法国式一般条款的出发点是“不得损害他人”,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根据行为的损害结果来认定行为的违法性。将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致他人损害的行为）原则上认定为违法,这种违法性的判断标准过于宽泛。司法机关在解释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时,应当借鉴德国模式的做法,对于侵害绝对权的行为,根据其损害结果来认定违法性;而对于侵害绝对权以外的利益的行为,则根据行为本身来认定其违法性。根据侵害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标准来认定侵害行为的违法性,其实就是在保护程度上区别对待权利与权利以外的利益。     

行政违法的检察监督制度之缺陷分析

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是我国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原则。行政违法检察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求检察机关通过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检察监督来保障国家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针对行政违法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需要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违法检察监督制度进行相应调整,使之成为监督行政的重要保障。     

汽车自动驾驶条件下交通违法违规行为研究

从自动驾驶技术出发,梳理了目前自动驾驶主流的研究路线和核心技术。同时,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分析,理清其与普通车辆违法行为的关系,进而从法规、技术、人类因素等方面探索自动驾驶汽车违法违规行为的产生机理并进行分类,研究提出了汽车自动驾驶条件下的交通违法违规行为代码和自动驾驶安全监管体系。     

陈镜湖:第一位辽宁籍共产党员

陈镜湖烈士(1901年—1933年),辽宁建平人。第一位辽宁籍中共党员,辽宁地区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历任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中共内蒙古特别委员会书记等职务。1933年5月12日,陈镜湖遭反动民团袭击,壮烈牺牲。1901年10月25日,陈镜湖出生于辽宁省建平县富山乡富山村。少年时代的陈镜湖聪明好学,成绩超群。因文章写得好,有"铁杆文章"之美誉。第一位入党的辽宁人1918年,陈镜湖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镜湖立即投入到反帝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标准之再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程序较好地回应了社会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的现实需要,但在证明标准等方面的缺失可能会导致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混乱.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性质上应属于民事诉讼程序,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或相关国际公约也称之为“民事没收”.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为摆脱“程序失灵”的命运,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性质与案件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在性质上属于程序障碍情况下实施的刑事没收中针对某些犯罪案件而特别设计的程序,2012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新司法解释扩张其案件范围的规定,实为将两种在制度目的、制度原理与立法技术等方面不同的没收制度一并纳入特别程序之中,这种设计在制度结构上存在不合理性,应有所调整。     

种地不如“种房”

每平方米违法建筑,成本仅需几百元,拆迁时则可能套取几千元补偿款.一些"公司化"运作的"种房"专业户与村民"利益捆绑",哪里规划重点项目就在哪里抢建违建,形成"种房"套补黑色利益链.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近年来全国多地都出现了这股"种房"歪风,为何"种房大军"屡打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