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发展与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制度的重塑

当代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盗播广播节目更加容易,广播组织的邻接权受到了日益严重的侵权威胁,以《罗马公约》为基础的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要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并拟定了保护广播组织权利的新方案,扩大了广播组织的权利,但该方案也遭到了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及一些发达国家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强烈批评。我国应当密切关注国际广播组织权利保护的最新动向,对我国著作权法做及时的修改,在保护广播组织权利的同时注意维护社会公众正当的利益。     

农民集体成员的集体资产股份权

农民集体成员取得对集体经营性资产量化分配股份的权利依据是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权上的成员权,农民集体成员股份权的客体是集体经营性资产,是集体经济积累的集体公有制的资产,由此决定集体成员的集体资产股份权不是个人出资的私有资本股份权,而是集体成员享有的参与集体经营收益分配的股份权。集体成员资格的确定、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的种类设定、分配原则、股权内容和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制度的设定,都应当坚持维护和实现农民集体所有权,符合农民集体公有制的要求。     

大数据时代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理念转变与制度构建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以个人自决权为核心的现行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框架提出了挑战,现行信息法律保护已陷入利益平衡困境、信息决策困境和系统性困境.归根结底,这些困境的出现源于现行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框架采取的静态化个人本位保护理念,它与大数据背景下新兴的场景化社会本位保护理念存在错位.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应...     

公司利益平衡下的股东查阅权

加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是公司法的基本趋势,但就查阅权制度而言,不应当只强化与保护的单向选择,而应在多种利益选择中寻求某种平衡。我国应尽早出台有关司法解释明确"正当目的"的判断标准,强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账簿的权利;同时股份有限公司缩小股东查阅范围,由外部专业人士对公司的财务予以全面检查,是一种更有效的安排。     

解雇权的程序控制

解雇程序对解雇权的控制具有重要影响和独特价值,但应有一定的限度,需合理平衡劳资双方权益.我国司法机关对违反解雇程序的审查裁判标准不一,影响了解雇权程序控制的实效和法律的安定性.对解雇权应给予何种程度的程序控制,英国解雇权程序控制的历史变迁对我国不无启示.我国司法机关应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劳资权利平衡的原则,严格审查解雇...     

关于我国地役权制度的几点思考

地役权是最古老的物权制度,其产生甚至要早于所有权.我国物权法应建立不动产役权制度,使其涵盖海域役权,克服地役权制度的不足,并创设新型的不动产役权;供役不动产人应包括不动产的一切物权利用人,需役不动产主体则不宜作任何限制,我国应建立土地使用权人自己役权制度;不动产役权内容的约定性、类型化的困难性决定了不动产役权登记的特殊性.     

挑战与应对:机器翻译的发展与翻译权行使的未来

20世纪30年代,法国科学家G.B.阿尔楚尼便提出用机器进行翻译的设想.近一个世纪以来,机器翻译实现了从规则驱动到统计驱动,再到神经网络驱动的技术进步,人类目前可以较为准确地实现外文作品的语言转换,授权他人翻译、出版以获取经济回报这一翻译权行使的基本模式因此面临着重大挑战.当语言转换非限于个人使用目的时,智能翻译机器的...     

适用正当防卫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新《刑法》第二十条重新界定了正当防卫的概念,放宽了防卫限度,增设了无限防卫权,与1979年的《刑法》相比,进一步完善了正当防卫制度。这样不仅有利于调动和保护公众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而且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认定正当防卫。但在具体适用正当防卫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正确认定防卫意图,准确判断防卫限度,严格把握无限防卫权。     

我国行政处罚分类模式的调整

现行行政处罚行为概念不够明晰导致可操作性较差,处罚种类不全面导致制裁易出现疏漏,处罚强度不当导致预防效果差.对此,应明确具体行政处罚概念的具体要素,防止其被泛化使用;适当扩充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在补强和拓宽行政处罚种类作为其重要目标定位的基础上,实现权责统一;具体分类上应在区分人身罚、财产罚、资格罚、行为罚、名誉罚的基...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分析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宪权行使的标志,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不应以绝对主权为根据,制宪权的相对化及自然法的人权价值构成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法理基础。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不完全依赖于宪法效力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就效力范围而言,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直接作用于公权力（主要是立法权）而非私权利,由此私法自治的必要空间得以保留;而且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对后代并不当然具有“前在”或“先定”的效力,但可默示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