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与后苏联时代的地区分离冲突

高加索地区历来以民族众多、分布复杂著称,在不同时期发生过影响该地区乃至周边区域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高加索地区特殊的自然、人文地理特点是该地区民族多样交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往往带有鲜明的区域特征。"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是基于该地区极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另一方面也直接与近代以来两次特殊的"窗口期"背景直接相关。不论是在俄罗斯帝国解体后出现的该组织的早期雏形,还是苏联末期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其"继承"组织,都代表了高加索地区微小民族团结并谋求以共同体模式发展的尝试。但从主权国家的视角出发,此种带有"泛高加索主义"思想特点的实践,是对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严峻挑战。可以预见,高加索的民族复杂性会因其他客观条件成熟而再次对地区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公立医院改革的逻辑

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的重点也是难点之一。权利与责任不对等导致公立医院医生滥用医院声誉,严重的道德风险由此产生。在"管办不分"的医疗卫生体制下,公立医院丧失了独立的法人地位。公立医院改革的出发点在于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从而落实公立医院的独立法人地位,进而完善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使医生尽可能承担声誉责任,克服道德风险,规范自身行为。     

北京及周边地区乳牛乳腺炎的调查与病原菌分离鉴定

为了解乳牛乳腺炎的发病原因,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4个奶牛场的乳牛乳腺炎的发病情况进行了临床调查、诊断和检测,采集患临床型乳腺炎和隐性乳腺炎乳牛的乳样;用接种法对采集乳样进行培养,对可疑菌落进行分离、接种、染色、镜检鉴定.结果显示,从采集的266份乳样中分离到7种434株病原菌,其中葡萄球菌150株,链球菌204株,革兰阴性杆菌80株.证实,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乳牛乳腺炎的主要病原菌为葡萄球菌和链球菌,且细菌混合感染引起的乳牛乳腺炎有上升趋势.     

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之辨

侦查不公开与秘密侦查是有本质区别的。侦查不公开即为侦查过程中所知悉的情况不得向外泄露,其法理基础在于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贯彻无罪推定、保障公正审判和保护相关当事人的法益,域外各国都严格控制侦查不公开性。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在性质、要求保密的主体和客体上都是不同的。侦查应坚持适度公开,着重考虑是否会影响实体真实发现诉讼目的的实现、是否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名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是否会影响公正审判。     

哈特的法律-道德观是自相矛盾的吗?

我国学界流行观点认为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和“太邪恶的法律不能被服从”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自然法色彩,与哈特作为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分离命题相背离,因而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哈特法律-道德观之融贯性的辩护建立在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区分之上。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存有四个面向,即历史因果性上法律与道德内容的重叠,法律与道德概念上的分离命题,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的法律强制。“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强调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与内容上的联系,其与两者在概念上的分离并不矛盾;哈特反对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合法性标准,但不反对将道德视为法律的评价性标准,因此上述两个批评错在混淆了问题的不同面向。批判道德哲学与自由主义是哈特的重要底色,贯穿了他的法律-道德理论;哈特坚持“法律是法律”,但又对法律及其实践在道德上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哈特的分析法哲学家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是互相支撑的,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洽的、立场鲜明的。     

论撤回公诉

撤回公诉对保障人权和提高诉讼效率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我国应以立法的形式在刑事诉讼法中就公诉撤回制度作出规定;撤回公诉的时间应限制在法庭一审辩论终结前;法院在对检察机关的撤诉请求进行审查时应听取被告人、被害人的意见,然后作出是否准许撤诉的裁定;公诉案件撤诉后一律不得重新起诉。     

“凡进必考”可以提升基层公务员的专业自主性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断点回归分析

凡进必考制度是我国选贤任能制度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我国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但现有研究对考试录用制度与专业自主性关系的解释存在不足。本研究提出了理论上的解释:凡进必考制度触发基层公务员与内部人利益分离机制;注重专业能力的凡进必考制度触发专业角色期待机制,两者均有利于专业自主性提升。本研究采集我国东中部10个城市基层公务员数据,使用断点回归与中介效应方法,实证结果显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6年在地方落实后触发利益分离机制;基层公务员专业能力对公务员制度变迁与专业自主性关系起到中介作用;2014年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开始限缩公开选拔适用范围对专业自主性产生负面影响。未来选贤任能制度完善中,如何平衡灵活录用与专业自主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捕诉一体化”的实践样本》系列报道之二 有本有原:从与“捕诉一体”到“两高一低”的严峻现实

众所周知,围绕“捕诉分离”与“捕诉一体”的学术之争,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试图按“快刀斩乱麻”的思维定势在短时间内“统一思想”并做到“整齐划一”是不现实的。但在现行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却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行业内众所周知的“高批捕率”“高羁押率”和“低无罪率”。     

复合性不作为强制执行制度之体系化构建

不作为请求权的预防性决定了给付义务的不确定性,进而促成不作为裁判的展望性。为解决由此产生的不作为执行内容特定、执行措施适用、重复侵害应对等诸多执行难问题,需对裁判与执行进行系统化考量。在廓清不作为给付义务复合性(停止性不作为、除去性作为、预防性作为)的基础上,通过裁判主文具体化与审执分离宽缓化解决不作为执行内容不明确问题。在强制执行立法中,确立本旨执行原则,并构建与复合性不作为执行标的相对应的,间接执行、替代执行顺位适用的执行程序。针对执行完毕后可能出现的重复侵害行为,经实质性审查后,可将其纳入不作为裁判的辐射范围,再次启动执行程序。     

领域的适度分离：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种阐释

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是每个领域的核心价值逐渐彰显并形成自身固有价值属性和运行机理的过程,核心价值是各领域存在的意义也是不同领域相互区分的重要特征。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合理定位,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及社会领域的适度分离,即在尊重各自领域核心价值和运行机制的前提下与其他领域形成各司其职并互不侵犯,优势互补的社会状态。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关系的规范化,有利于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