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解析与路径选择——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之法学探究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农业生产单位在适当的土地面积上的经营。本文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分为家庭承包型、有组织的联合生产型、企业入驻型三种经营形式,并就各形式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有担当

2020年1月23日,武汉迎来封城时间3这种极为特殊的管制方式,让许多武汉人感到恐慌和焦虑,1990年出生的武汉市青山区钢花小学音乐教师华雨辰也是其中一位。看着网络上各种新闻,当天,华雨辰就决定:加入志愿者的队伍,为自己的城市出一份力。她在朋友圈宣告:“封城就封,我们自己的城,我们自己守。”     

开放或封闭:公立高校自治权限制

我国公法学者对高校自治权研究聚焦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对于高校校园管制行为关注较少。公立高校的校园管制行为并非完全的私法自治行为,该行为可能对公民享有的一般自由权和法定相邻权产生侵害。公立高校具有公法人属性,其行使自治权影响外部主体权利义务时,应当遵循公法上的比例原则,尊重其他权利主体依法享有的公私权利。另外,公立高校较于中小学校不同,具有自由、开放、包容等特征,高校管理应避免陷入封闭性自治误区。     

当前管制和缓刑适用错位之浅析——基于2017年适用缓刑盗窃案件的分析

目前,在法律规定层面对管制和缓刑一概而论,管制和缓刑需遵守的监督管理规定基本相同,对管制的社区矫正和缓刑的社区矫正之执行内容、方式等未予任何区别,实践层面对管制犯和缓刑犯的社区矫正执行也完全相同。管制刑没有执行保障措施,而缓刑犯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不遵守相关规定的,有严重的后果出现——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由此导致人民法院适用管制刑的积极性低,最终导致管制和缓刑适用错位。因此,应明确管制与缓刑的不同,对管制和缓刑的社区矫正内容进行区别。因管制犯具有较小的人身危险性,而缓刑犯没有人身危险性,故管制的社区矫正应侧重监管、教育,而缓刑的社区矫正则应侧重帮扶。     

政策融合视野下中国能源行业管制与竞争的法律建构——以石油行业为中心

能源政策发展至今,逐渐形成了以安全和效率为核心的现代体系。当前中国能源行业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能源供应体系建设仍存在重大挑战。能源政策的调整,需要深化对竞争政策的认识。在认识能源政策与竞争政策之目标融合的基础上,确立合理的能源政策与竞争政策双层协调机制,有利于保障能源战略和竞争政策的实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效率,完善能源管制体制,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促进能源产业效率,提升消费者的整体福利。     

公司法中的“政府管制”:理论争议与立法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明显具有强制性的特征,公司法在1993年颁布并实施,经1999年首次修订、2004年二次修订,于2005年修正,沿用至今。由于我国引入公司与公司法的时间较晚,对于公司治理方法尚未成熟,公司的管理还较为倾向于政府管制,政府管制不仅包括政府管制的方法、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和公司结构等,还包括司法对公司的一种强制性处理管制。本文针对公司法中的"政府管制"理论争议与立法政策进行分析,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管制经验结合我国公司法中的不足提出讨论问题,并探讨了立法政策对公司法的影响。     

我国政府规模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20年来,我国政府努力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公共需要,政府规模呈现小幅逐步扩大的趋势,但是扩张速度并不快。政府规模总体上是基本适度的。从影响因素来看,政府规模主要受到国家财政收入和常住人口数的影响。政府规模要适应本国国情,要与社会需求、经济财政的支撑力相联系,保持合理的增长度。     

论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委派人员”的适度限缩——兼评《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

在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委派人员"虽然有所限缩,但也有不当扩张。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以及刑罚的科学配置形势下,需要对"国家委派人员"作限制解释。在具体的认定中,委派的主体必须能够代表国家意志;对委派的"组织"理解不能突破《刑法》第93条"四个主体"规定;应从"企业性质、资格授权"中把握主体特征;应将"国家委派人员"限定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范围内。     

基于自主研发拉曼光谱仪的危化品标准拉曼谱图库及自动检索系统的建立

研究利用自主研发的掌上激光拉曼光谱仪采集了常见的30种易燃易爆品和100种管制类药物的标准拉曼谱图,分析其谱图特征,选择合适的光谱范围作为搜索条件,通过JAVA语言编程,建立了标准拉曼谱图库及自动检索系统。通过自动检索系统,将未知物质的拉曼光谱与存储在谱图库中的标准谱图比对,软件自动检索出匹配的标准物质及其匹配率。数据库在功能上可以不断扩展,包含的数据信息可以不断扩充,并且具有自动去除荧光背景、优化拉曼光谱图的功能,可广泛应用于公安法学、化学分析等各种物相鉴定领域。     

“钓鱼执法”与“后钓鱼时代”的执法困境

作为一种执法方式,“钓鱼执法”根源于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因出租车管制而加剧的黑车泛滥以及由“取证难”引起的执法难题。上海“9·6事件”和“10 · 14事件”发生后,不负责任的专家意见、情绪化的媒体舆论以及政府有关方面的应对失误等多方面因素错综交织,把两起普通的“错钓案”放大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叫停“钓鱼执法”的直接后果是迫使执法机关陷入“后钓鱼时代”的执法困境,而复活“机会提供型”的“钓鱼执法”、规范“私人执法”、重新界定“非法运营”则是突破困境的法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