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制度探析

在世界范围内,关于法院变更指控罪名有两种模式：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实体限制型”模式与大陆职权主义诉讼的“程序限制型”模式。我国应从法律制度移植的内外条件出发,通过引进、移植带有当事人主义特征的“实体限制型”模式,来重塑我国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制度。     

浅论民事再审启动权

在意思自治的审判模式中,当事人平等地享有诉权,争议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就自己与对方当事人的民事纠纷如何处理提出自己的主张,并有权将其具体主张提请法院进行审判,这就是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因为诉权行使的审级不同、诉权行使的当事人不同,诉权相应地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分别为起诉权、反诉权、上诉权和申请再审权,其中,当事人的起诉权是诉权最重要、最典型的表现形态。从诉与审判的关系角度来看,无诉即无审判,“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其意义不仅是引起法院的审判,还在于它对审判有着彼此制约的关系,这种制约不限于诉讼中的某一点,事实上它存在于审判的全过程”。①再审程序虽然不是民事案件的必然程序,但它与一审、二审程序一样,都是法定的诉讼程序,虽然各自所处的完全一致的。因此,从审判权的行使须以当事人行使诉权为前提这个角度来看,再审程序启动权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其在本质上与起诉权、上诉权并无二致。纠纷发生后,利割关系人不诉至法院请求国家公权力介入解决纠纷,则法院不主动依职权启动一审程序;一审裁判作出后,当事人不依法上诉的,二审程序也就无从系属;同理,在裁判生效之后,若是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依法申请再审,则其享有的再审启动权应视为被其放弃,此时其他主体无权启动再审程序（除非案件涉及公共利益）。     

试析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是指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构成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因法院不适用以该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本文通过对传统意义上证明责任的分析,对当事人举证与法院取证及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几种不合理做法进行粗浅探讨。     

关于我国行政主体的不适格

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管理主体.目前行政主体理论将其设定为具有法人结构形态和行政法人能力的组织,但是,行政主体担负组织的结构形态呈多样性,与理论上所设定的行政主体的行政法人结构形态不相吻合,行政主体担负组织的主体能力与行政主体的主体能力在范围上不相一致,最终影响到了行政主体在我国行政法体系内容框架下主体能力的实现.行政主体理论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论监护人的诉讼地位

如何确定监护人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尤其是在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情形下 ,学术界历来颇有争议。以往的学者仅从程序法的角度加以论述 ,忽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联系。笔者认为 ,确定监护人在诉讼中的地位 ,首先必须明确监护人所从事的行为的性质 ,严格区分身份性行为与财产性行为的差异。然而 ,在被监护人的致人损害的情形下 ,因实体法所规定的监护责任的性质为转承责任 ,所以 ,监护人的诉讼地位应为当事人。     

浅议违纪案件的证据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是案件事实的客观存在物和相关人的主观反映。无论是案件事实留下的客观存在,还是有关当事人的主观反映,都要通过办案人员去收集取证和分析鉴别。然后,去伪存真,运用真实的足够的证据去“复制”“还原”已经成为过去时的案件事实。搜集证据、运用证据的过程,就是重视案件的过程,也是破案的过程。     

比较法视野中的中国民事审级制度改革

正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完善一直是民事诉讼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有鉴于民事审判领域"终审不终"、"同案不同判"现象的频繁发生,民诉法学者普遍主张将现有的两审终审制改为三审终审制。〔1〕尽管关于第三审的具体制度设计存在分歧,学者们达成的基本共识是第     

商誉出资探讨

本文通过对商誉作为股东出资形式的适格性的论证 ,认为应当在《公司法》修订中确立商誉出资的合法性 ,并对商誉出资在实务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案结了事”到“案结事了”——关于做好“服判息诉、终结纠纷”工作的调研

一、现实考量:全市法院"服判息诉、终结纠纷"的总体情况本次调研主要以2008年至2010年全市基层法院一审、再审及中院二审及民事再审审结的案件为研究对象。(一)一审案件上诉情况一是在结案数量逐年上升的情况下,上诉率总体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二是上诉率水平较低。全市法院三年来的平均上诉率为5.76%,远远低于2010年全国法院12.6%的平均上诉率;三是各法院一审上诉整体情况存在不平衡现象。(二)案件申诉、申请再审情况1.一审裁判案件申诉、申请再审情况     

我国著作权法中人工智能主体资格之否定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著作权法律体系带来诸多冲击.在解决后续具体问题之前,必须先明确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主体资格.目前学界中关于肯定人工智能著作权法定主体地位的观点都有相应的不足.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目前阶段,赋予人工智能著作权法定主体地位既无可能性也无必要性.我国著作权法应当继续坚持其作者权体系的立法初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