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问学"精神的延续--兼论戴震对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继承超越

由朱熹的“格物致知”,到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返身内求”,再到戴震的“察分理”,儒家的求知理论在发展中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朱熹试图努力将原始儒家的“道问学”精神以及“格物”之路推延下去,但结果却是陆九渊、王阳明“尊德性”精神及“内求”功夫的崛起。明清之际,戴震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但在批判之下却恰恰接续了朱熹的“格物”理论,并由此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思想的深入发展。     

周建人的为官之道

20世纪初，周家三兄弟成为当时的活跃人物，周建人的两个哥哥不仅成为新文化的领袖，而且还都曾入仕为官，鲁迅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里当过科长，周作人则在伪政权里做过教育委员会的长官，当然这是为人不齿的。只有周建人一直在从事编辑、教学工作，远离官场，他做的最大的官就是家乡小学校的校长。     

中国文化中的“道”（上）

“道”的原初含义之一是“道路”，道路又可以引申为行走的意思，所谓“道，行之而成”。道又有言说之意，并体现为真理。与之相联系，道的追寻内在地包含言和行、知和行的关系。无论是言说，抑或真理，都有如何具体落实和践行的问题。道所内含的如上含义，同时也规定了理想人格的存在方式：人格的培养和发展过程，总是内在地指向知和行、言和行的统一。言行一致、知行统一，这是中国文化所反复强调的，这种观念同时也是“为道”的题中之义。     

美国的强盛之道:政府视角的解读

美国的强盛之道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课题,可以从多维视角进行研究.从政府视角看,美国的强盛与其自始就重视政府的改革建设有密不可分的逻辑相关性.从邦联到联邦、罗斯福新政、里根革命,无不显示美国人对政府这一文明之关键性因素的重视.在美国,正是社会危机导致政府变革,而政府变革促成经济社会的浴火重生.因此,透过美国强盛的案例,我们应该看到政府不应固守任何政治教条与治理范式,而应与时俱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自身结构与理念进行调适性改造,如此,方能克服社会的结构性危机,再创发展新辉煌.     

“个人起草法规草案”是难得的公民精神演练

吴天昊在《文汇报》2009年12月2日撰文：中国传统文化存在重精神、轻物质的倾向。《易经》中就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在古人看来，“道”是抽象的、内在的、永恒的、高层次的；“器”是具体的、外化的、暂时的、低层次的。这种重“道”轻“器”的观念似乎也影响了我们宣传宪法的态度和做法。这些年来，通过宣传，许多人了解了“人民主权”、“有限政府”、“人权保护”、“权力制约”等“宪法之道”，     

唯物史观的当代理论形态: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与道德性探析

科学发展观作为唯物史观的当代理论形态,是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与道德性的继承、发展和实践。它不仅具有科学性即"真"的理论内涵,而且内蕴道德性即"善"的价值,是科学性与道德性即"真"与"善"的有机统一。     

“对话”视野下的德育思考

道德教育实效性的低迷是一个困扰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下德育实践者的共同问题。面对德育的困境,回溯人类文明的源头,就会发现对话与德育本为一体,但在今天的德育中却难见对话的踪影。借鉴先人的德育智慧,会对我们的德育实践大有裨益。一、古典德育的对话智慧     

君子之道

大家读《论语》会发现，这里面经常出现一个词：君子。我们直到今天还常常将其作为做人的一个标准，说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呢？     

前诸子时期的“道”

作为先秦诸子学说讨论核心话题之一的“道“,其概念之承接及思想资源,直接来自前诸子时期所发展起来的,具含西周文明礼乐制度内涵的人文意义之“道“。“道“与“人之道“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相对应,这是上古的一贯传统。而以“人之道“内容释义“道“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道“的概念,扩展其适用范围,是直至春秋时期诸子学说产生之前“道“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     

学生品德形成研究

品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时代正是一个人学习知识、发展能力、培养品德的关键时期。要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就必须根据学生品德的形成过程,做到因材施教。而目前我国学校德育工作仍然存在着与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实际生活相脱离的现象,导致培养出的学生只会讲道理,不能把品德行为规范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去。因此研究学生品德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根据学生品德形成过程就如何培养学生品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