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史研究中若干问题再考——与金一南教授商榷

有人认为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关键和根本的原因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遵义会议推选张闻天担任党的总书记，一个重的考虑因素就是共产国际的态度，认为张闻天比毛泽东更能让共产国际接受；遵义会议前后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这些说法值得商榷。事实上，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和根本原因是党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没有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而是承认了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党的政治路线是在瓦窑堡会议上解决的；认为推举张闻天担任党的总书记是考虑了共产国际更容易接受，这种说法根据不足。对这些问题进行再探讨，有利于深化对土地革命战争史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苟坝会议：遵义会议的“闭幕式”

苟坝会议是继扎西会议之后,对遵义会议的进一步完善,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中央对于领导机构特别是军事领导机构的改组。     

一个了解党对外交往历程的窗口

嘉兴南湖的游船、遵义会议的转折、三大战役的胜利、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和改革开放的成就，这些党史国史的重要史实广为人知；然而，对于党的对外交往史，人们却知之甚少。     

成功源于学习——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看律师事务所的管理

我们都知道，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战略失败和中国战争局势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重新确立了作战原则以及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正是这次会议，让红军开始转危为安，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儒雅周恩来：隐匿江湖的武林高手

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理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如同诸葛亮＂羽扇纶巾＂,运筹帷幄,是绝对的文职官员。但令人感到稀奇的是,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长期担任的是中央军事部长、军委书记,甚至创建并亲自领导＂中央特科＂,专门惩奸除霸,这些可都是赫赫武夫才能干的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当选为国务院总理，他每天的睡眠多则三四个小时，少则一两个小时，然而精力总是那么旺盛。周总理的酒量更是大得离谱，     

遵义会议会址是怎样找到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我党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遵义会议,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促使我军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遵义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新中国建立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迫切希望能将这次会议的会址明确下来,以作永恒的纪念。195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3O周年的日子里,寻找遵义会议会址被提上了工作日程。在党中央的关怀下,遵义县委成立了“遵义会址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     

忆秦娥 娄山关

注解：这是毛泽东作于1935年2月的一首词。1935年1月16日至18日，遵义会议开了3天，随后红军经娄山关北上四川，想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合。2月5日，在一个叫“鸡鸣三省”（四川、贵州、云南）的村庄，博古把军事指挥权正式移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回贵州攻打战斗力薄弱的黔军。黔军企图凭娄山关天险力阻红军，会合川军、滇军和中央军聚歼红军于云贵川交界处。彭德怀亲自带兵急行军在2月26日下午抢占娄山关，接着几天，又在娄山关周围歼敌两个师，取得了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大胜利。     

试论红军长征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关系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发扬党内民主、保持集中的重要保证。红军长征前,由于民主集中制的缺失,正确的意见受到压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畅行无阻,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长征的特殊环境,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创造了条件,从而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后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保证了党中央决策的科学性,并为党提供了反对张国焘右倾错误的有力武器,从而最终促成了长征的胜利。     

湘江之战失败与遵义会议召开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第一场大战与恶战便是湘江之战。这次恶战红军损失惨重,它再次证明“左”倾错误给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也就是在这次惨痛损失中,广大指战员在反复比较中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是红军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实际确立,在危难中挽救了党和红军,中国革命开始从胜利走向胜利。因此湘江之战与遵义会议有着内在的逻辑上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