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焦虑心理驱动下的城市邻避冲突及治理

邻避焦虑是民众围绕邻避设施的选址、建设和运营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城市邻避设施具有民生性和公益性,但也客观地存有环境风险。随着城市民众环境知识的丰富和环境意识的提升,邻避设施所带有的风险容易被认知、放大,引发他们的邻避焦虑心理。围绕邻避设施,这种心理从最初的不满开始,逐步演化为恐惧,最终催生邻避冲突。邻避冲突给社会秩序和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压力,需要认真治理。这种治理要求着眼于城市民众邻避焦虑心理的消除,既要通过充分的民主决策过程取得民众对邻避设施选址、建设的认同,又要通过充分的沟通协调处置设施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系列问题,更要注意对相关民众进行必要的、适度的利益补偿。     

亚太地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综述

2009年4月初,随着美日宣称将拦截朝鲜可能发射的导弹,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地区"导弹防御系统"大有增强与扩展之势。这必将对本地区的战略态执造成重大影响,也再度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     

书籍装帧艺术浅说

书籍的装帧设计也被称为“书衣”、“书脸”，三联社印刷过姜德明先生编的一本书叫《书衣百影》，是对他收藏的特别是中国现代的一些书籍封面的汇集和点评，印制堪称精美，装帧堪称上乘。     

影响唧筒式猎枪弹痕形成的几个因素

在枪痕的检验过程中,影响和变化的因素较多,给鉴定带来困难。本文分析了影响唧筒式猎枪弹痕形成的几个主要因素,期望能对鉴定工作有所帮助。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实例分析与对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是都市冲突的重要形式,在境外发达城市屡见不鲜,相关研究也日臻完善。随着中国境内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北京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城市也出现了此起彼伏的邻避冲突事件,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是境内有关研究才刚刚起步,并且主要是拿来主义,往往导致对策建议水土不服。为此,我们以北京为例,对近年来首都发生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进行了调研,通过比较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初步形成了一些本土化的经验。     

邻避效应视角下城市环境治理的政策分析——以大连市石化类公司的设立与运行为例

邻避效应,指当地居民或者单位因担心建设一些项目对自身健康、当地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以及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即发生邻避冲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区承受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邻避冲突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大连市石化类公司在其设立与运行的过程中,也发生了较为激烈的邻避冲突。本文以此为例,试图探究分析如何减少邻避设施带来的负外部性,找到缓解矛盾冲突的途径,求得社会发展中各主体的最大利益公约数,促进社会的公平有序与和谐稳定。     

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

邻避冲突不仅与公众风险感知相关,还是多种心理因素在特定情境下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湖北省多个环境类邻避设施周围公众的实地调研,探索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对邻避冲突参与意向的影响,并验证公众政府信任对其风险感知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感知、政府行为信任是影响其冲突参与意向的最主要因素,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为了达到"邻避冲突可免"的治理效果,必须加强邻避设施风险评估和运行监管,降低设施本身的负外部性,弱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地方政府应在"公众中心"的行政理念指导下,加大邻避设施相关决策信息的公开度,创新风险沟通方式,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度。     

聊五个手指各自的作用

<正>人们喜欢把五个手指比喻为一个合作的团队,所谓"工作一个声音,战斗一个拳头。"这拳头就是由五个手指与一个手掌组成的。确实一个优秀的团队,恰如伸缩自如的五个手指,伸能各司其职,收则能形成合力,一致对外。五指之中,拇指     

软质防弹复合材料抗弹性能试验研究

为了研究防弹衣等人体防护产品所用软质防弹复合材料的抗弹特性与评价方法,对芳纶与高强聚乙稀抗弹纤维的单向铺层和平纹织物片层结构样品开展了抗7.62mm51式手枪弹的试验研究,综合分析了试验样品的抗弹特性、软质防弹材料弹道极限速度V50的评估以及混合结果速度区等。试验数据显示,同等防护条件下,织物片层结构防弹材科抗弹性能一致性优于单向铺层材料。研究说明,多个试验样品V50测定值均值法可有效表征软质防弹材料或产品的基本抗弹性能,弹道极限V50与混合结果速度区是不同防护等级软质防弹材料设计和安全使用评估不可缺少的评价参量。     

新理论新观点

吴传毅在《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撰文认为,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问责制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乏对问责的救济制度的规定,缺乏对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了使问责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就需要从立法上完善问责制体系,使其进一步法制化、规范化。第一,要明确问责主体及其权限。作为一种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的活动,行政问责必须由特定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