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量刑制度的近代化——以《大清新刑律》为对象

中国传统的量刑制度在清末修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末刑律在法定刑的设定方面采取了相对法定刑制度,增加了关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规定,从而扩大了法官量刑的权力。另外,传统法律中影响量刑平等的情节也大都被废止。民初的司法实践也能表明清末刑律中的量刑制度得到较为严格的遵守。     

罪刑法定语境下适用酌定情节的理论根据论析

酌定情节是具体内容和功能都缺乏刑法明确规定的量刑情节,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在形式上似乎不相符.但是,由于罪刑法定原则实行成文法主义,而成文法有其固有的抽象性和稳定性弊端,因此,在刑罚裁量时适用酌定情节能够有效地弥补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有利于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保护宗旨.     

功能视角下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厘革

作为司法非罪化在我国的制度体现,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具备成为轻罪治理重要路径的巨大潜力。然而现行立法对两种不起诉的规定不尽合理,致使二者之间的关系较为混沌,并进一步阻碍了实践效果的提升。制度设计最终落脚于功能的发挥,功能的实现则有赖于制度的完善。以此为视角,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功能的差异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二者的应然关系,并能以此为制度实然状态的改善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未来不起诉制度的厘革,应当将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统归于裁量不起诉体系之下,并根据功能的差别为二者设置阶梯化的适用范围,确立相互独立的进阶式适用关系,采取阶层化的判断路径,从而为不起诉治理功能的发挥提供制度支持。     

检察机关适用酌定不起诉情况实证研究

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基于起诉便宜原则而确立的,其通过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的处置,适时终结已经启动的不必要的刑事追诉诉讼程序,是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载体。由于在法律规定、理解适用、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原因,目前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仍然极低,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效果,亟待改进与完善。     

被告人品格证据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品格证据规则在英美证据法中具有重要地位。虽然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一贯表现""人格""品德"等方面的情况,同样也是公安司法机关办理案件时考量的因素。品格证据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运用状况可以从法律规定与实际操作两个层面考察,在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品格证据运用规则时要考虑定罪和量刑活动的不同特点,不可绝对予以排除,尤其在量刑中可将品格证据分为纯粹的量刑证据与不纯粹的量刑证据区别对待。     

危险驾驶罪的实践分析与法律适用研究 ——以2014—2020年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危险驾驶罪案件为研究对象

危险驾驶罪案件犯罪数量的不断上升,与当前轻刑犯罪案件上升的整体态势吻合.醉驾型案件是危险驾驶案件的主要类型,目前对醉驾的法律适用分歧较多.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存在酌定不起诉自由裁量的适用标准有争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引发效率矛盾、学理上处罚争议和实践中量刑不统一等问题.在充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     

相对不起诉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相对不起诉（又称酌定不起诉）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是检察机关对案件作出的程序上的处分,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从法律后果来讲,相对不起诉是将犯罪嫌疑人作无罪处理的决定[1]。但相对不起诉制度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适用上以及人们对该制度的认识上都存在一定的缺失和问题,严重影响着相对不起诉制度功能的发挥。     

酌定不起诉适用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基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实证研究

酌定不起诉具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程序分流、提高诉讼效率和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等方面的功能。由于各种原因,酌定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难以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基于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酌定不起诉的实际情况和适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尽快修改酌定不起诉相关规定、改革考评机制、建立社会支持保障系统,才是解决酌定不起诉适用面临问题的关键。     

论酌定不起诉裁量权的运用与完善

酌定不起诉裁量权是人民检察院基于公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但目前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效果却不尽人意，存在一些问题。完善不起诉裁量权，要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简化酌定不起诉的审批程序，试行刑事听证或刑事和解制度，最后还要完善酌定不起诉的内外部救济制约机制。     

协商民主契约治村不诉自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广阳经验

“接诉即办”是北京市的一个创造,是北京市各级党委、政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快速解决群众困难的一种首都治理机制。“不诉自办”也是北京市的一个创造,是“接诉即办”的一种深化和补充,是首都基层治理的成功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不诉自办”与“吹哨报到”“接诉即办”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将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