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定量刑情节的话语分析及其理性反思

酌定量刑情节制度是刑法理论中应当予以更多观照的制度。酌定量刑情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的必然联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实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刑罚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而民意与社会形势是影响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主要因素,因而,在民意与社会形势能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这一论争上,似乎应当要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回答,并且也许应该对刑法理论和制度规定作出一定修正,从而给民意和社会形势提供一定的支撑。     

不诉典型案件评析——析李华“投毒杀人”案

李华"投毒杀人"一案,由××县公安局以李华涉嫌故意杀人罪,将此案前后几次向××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审查起诉,均被退回.认为,认定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评析:案件侦查审理过程存在问题;检察院不起诉理由勉强.     

被害人过错酌定情节法定化的必要性及其途径

解决被害人过错责任在我国司法中存在的弊端，关键是将被害人过错法定化。通过对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弊端的分析和对国外关于被害人过错的立法例进行比较研究，从罪刑均衡、司法公正等方面论证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索被害人过错酌定情节法定化的具体运作方案。     

疑罪不诉的证据问题探讨

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疑罪不诉证据运用中存在存在这样一些问题：（1）对疑罪不诉案件缺乏类型化的研究;（2）对疑罪不诉的适用条件存在认识误区;（3）对疑罪不诉的证据标准认识不统一;（4）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不强;（5）对疑罪不诉决定作出后发现“新证据”如何处理意见不一。对于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面的制度完善来加以解决：细化公诉证明标准、完善疑罪不诉条件、赋予辩护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建立证人保护和经济补偿制度以及证据开示制度等。     

现行侦查模式下对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

在侦查阶段,对有关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直接影响着整个刑事诉讼的质量。我国单轨制的侦查模式对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导致酌定量刑情节证据的缺失。要消除这些不利影响,面临着主体上、法律依据上等多方面的困境。但现阶段探讨完善对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还是应该在单轨制侦查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培养侦查人员的诉讼观念,优化律师执业环境和加强侦查理论研究来实现。     

论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及其完善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对于促进量刑的公正性和合理化具有积极意义.由于现行立法规定的适用条件不够清晰、程序限制过严等因素,这一制度的实际适用率极低.为避免立法闲置现象,最大程度地发挥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功用,应进一步修改完善现行立法,对案件"特殊情况"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并改变酌定减轻处罚判决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同时,应健全和完善相关的量刑程序和量刑制度,促进量刑的规范化.     

不捕不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推行,促使检察机关提高了不捕不诉案件的比例,对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司法环节救助的空白,使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时常处于空置状态,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被害人与检察机关的矛盾。因此,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不应忽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我国应探索建立不捕不诉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明确救助原则、立法模式和救助主体、救助对象、救助条件等,从而完整地实现刑事诉讼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平衡保护。     

“两个系统”启智公安工作

4月的一天,在黔南州贵定县公安局,几位民警正坐在电脑桌前,电子卷宗在显示屏上逐一显示,原本需要完成法律文书制作、证据笔录上传、归档组卷装订、纸质卷宗移送等一系列繁杂工作的工作人员,如今只需要在屏幕前轻点鼠标,就能高效地完成一切。他们正在使用的,就是刑事智能辅助办案系统。长期以来,基层公安机关处于案多人少、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检察机关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三)》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认罪认罚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的核心环节。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能否依法、有效地发挥其法定职能,是决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按照刑事诉讼基本流程,检察阶段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要包含五个方面重要问题:一是加强对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监督,确保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明智性、自愿性、真实性,审查侦查机关所提量刑建议承诺和程序处理意见的合理性;二是审慎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少数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可以酌情不予起诉;三是以责任刑和预防刑理论为指导,从实体维度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从宽量刑建议以及从宽幅度;四是在全面掌握案情的基础上,根据刑法规范和量刑理论,提出合理的量刑建议;五是在量刑协商过程中,要注意听取和参考被害方意见,以平衡加害方和被害方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