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量何以不自由——对我国酌定不起诉的现实性解析

我国自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正式确定酌定不起诉制度以来,酌定不起诉在实践中的适用率一直很低。而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犯罪率激增,诉讼资源却略显稀缺的今天,酌定不起诉作为一项能够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实现案件分流的制度,何以在司法实践中受此冷遇?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笔者秉着法尽其用的想法,在本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多角度解析。     

酌定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具有刑法上之依据,但不具备内容的法定性,应将酌定量刑情节内容予以法定化。民愤与量刑依据存在偏差,不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是其对刑罚裁量能够产生特定影响;司法实践中“以强凌弱”的情况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当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论量刑情节的适用

量刑情节是刑法中广泛使用的一个词,在司法实践中,量刑情节也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量刑情节影响着定罪、量刑和行刑等各个环节,也体现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讨论了什么是量刑和什么是情节,对量刑和情节进行了分别叙述和综合叙述.并在此基础上,具体阐释了法定情节的作用和意义,我国刑法对法定情节的具体规定,法定情节的种类,讨论法定情节的适用.具体阐述了法律对酌定情节的规定,我国法律所规定的酌定情节的种类,讨论酌定情节的适用.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构想

根据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140条第四款的规定,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可以分为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在当今世界各国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范围逐步扩大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的裁量范围则限制较严格,适用空间有限。为此笔者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提出适当扩大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范围的构想,即增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完善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有利于促进量刑的公正性和合理化。当前,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立法,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同时,应当健全相关的量刑程序和量刑制度,从而使得量刑更加规范化。     

酌定量刑情节探究

酌定量刑是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目的是根据个案的情节,作出准确具体的裁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酌定量刑法律没有明确其概念和范围,法官在适用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而易引发争议。文章通过分析酌定量刑情节的功能,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对策。     

论获利返还请求权中的法官酌定——以《侵权责任法》第20条为中心

《侵权责任法》第20条所规定的获利返还请求权实施以来,法官酌定在获利返还请求权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由此也产生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影响侵权法损害预防功能实现等弊端.为了更好地发挥法官酌定的作用,应当明确获利返还的适用条件、明确法官酌定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同时,完善相关立法,规定明确的、具有可操作的损害计算标准,如在一定情形下可以考虑使用拟制许可使用费标准等,以有效规范法官酌定权的行使.     

一个医院院长的受贿逻辑

在2015年安徽省检察机关所办理的大大小小的贪腐案中,安徽省六安市卫生局原副局长杨阳受贿一案并不算典型。唯一叫人惊叹的是杨阳在受贿时的一些离奇认知和案发前后的行为,比如坚信只贪赃不枉法构不成受贿犯罪;临时抱佛脚研究法律,希望能从法律中为自己找到脱罪的依据;认为自己出事了,与之交好的领导们肯定会想办法把自己捞出来等等,不一而足。     

拐卖妇女罪中被害人承诺之司法功能

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诺,又可称为被害人同意,是指法益主体对他人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所表示的承诺或同意.根据被害人对其承诺放弃的自身法益是否具有处分权,被害人承诺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司法功能,即排除犯罪性的功能与对侵害人从宽处罚的功能.就拐卖妇女罪中的被害人承诺而言,其实质内容是被害妇女同意或主动要求他人将自己拐卖.由于拐卖妇女罪的客体是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而被害人对这一法益并不享有处分权,所以拐卖妇女罪中的被害人承诺只具有对拐卖人从宽处罚的功能.这一功能在司法实践中有三种实现方式,即对拐卖人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