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主义:“转型论”信条批判分析

“转型论”界定当事人主义的标准与其将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也归为当事人主义的观点相冲突。其主张实际是准极端当事人主义。它不当援用了“法治三阶段说”,忽略了普通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强职权主义成分,将法官职权介入大致对应于法官不中立。当事人主义不能“独占”其接受的结论,对其他重大问题的处理也不能提供帮助,家事案件的审理应采职权主义,这些都表明当事人主义不具有“顶层”地位。转型论要求对当事人主义的“绝对”服从近似于演绎论,排斥多角度的理性考量和论证。它对于当事人意志的尊重可能会流于形式,且已严重削弱释明制度,并可能对法官的事实认定产生消极影响。     

释明权行使之限度研究

释明权行使的限度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适用案件的范围,即释明权是否适用于一切类型的案件,包括职权探知领域的案件;二是释明权行使的程度,即释明权行使应遵循的原则。本文认为应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权衡中来予以考虑。     

建立我国法官释明义务制度初探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释明的行为大量存在,而目前立法却尚未对此予以规制,因而建立我国法官的释明义务制度势在必行。本文将对此制度的具体运作和运作的保障作一初步构想。     

释明权行使的要件及效果论——对《证据规定》第35条的规范分析

《证据规定》第35条对于释明要件规定的不明确导致实务适用中出现了“法律性质或效力认定变更说”与“诉讼请求变更必要说”的争论.采不同的要件理论,当事人不响应释明时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因此《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第1款的规定并不能类推适用于所有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行为效力与法院认定不一致的情形”.同时由于对诉讼标的理论以及当事人处分权范围理解上的差异,导致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之间出现了矛盾,进而加剧了实务适用上的混乱.     

对抗式辩论原则与法官释明权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对策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分别表现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模式更多地体现对抗辩论，而职权主义模式要求法官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行使释明权。对抗式辩论原则的实现与法官行使释明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对此，应加强律师代理民事诉讼纠纷，限制法官行使释明权的范围，使民事诉讼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变，实现对抗式辩论原则与法官释明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试论我国法官释明权的构建

法官释明权是法官的职权，被称为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修正器。为准确而公正地适用法官释明权，本文认为释明权适用应遵循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坚持法官中立、坚持公开透明、坚持适度的原则；应在诉讼请求、当事人举证、法官法律观点三个方面进行释明；释明的方式应分为口头和书面二种，口头方式以发问、晓谕两种为宜；法官行使释明的时间应是在当事人举证期限过后、法庭辩论结束之前进行。     

论客观的预备合并之诉及对我国立法之借鉴

客观的预备合并之诉制度对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法院作出相互矛盾之裁判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立法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理论和通例,确立该制度。与此同时,应当将客观的预备合并之诉中的主位请求与预备请求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相互排斥",在民诉法中正面确立法官释明制度,对客观的预备合并之诉的诉讼费用类比适用诉之追加的计算方式。     

民事诉讼契约的合理规制

诉讼契约是指以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程序形成效果)为直接目的的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审判局限性的存在以及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理念,要求构建诉讼契约理论,拓展其类型。但民事诉讼目的的多元性、纠纷类型的多样性、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质都决定了诉讼契约应以诚实信用原则、契约双方诉讼能力相当以及不危及公益为限,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规制,方能确保此项制度更具理性和生命力。     

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法官释明问题探讨

我国现行立法对于诉讼过程中法官得否对诉讼时效进行释明的问题持否定态度。各国立法的规定以及学界的讨论也大体遵循此种思路。该问题涉及到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文章通过诉讼时效及其抗辩权、释明权和诉讼模式的分析，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权法官释明的具体标准，并对我国诉讼时效抗辩权法官释明的构建提出几点思考。     

对刑法中“法定刑以下减轻刑罚”的解读与评价

《刑法》第63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法条的规定往往言简意赅,但涉及到司法适用,则必须字斟句酌,力求作出最符合立法本意的解释。何为“法定刑”,“法定刑以下”应该如何理解,法定刑以下减轻刑罚是否有限制的释明,这对于我们适用《刑法》第63条规定至关重要。一、对“法定刑”及“法定刑以下”的理解只有弄清了“法定刑”,才能正确的理解“法定刑以下”的涵义。所谓法定刑就是立法者为具体犯罪构成类型所配置的刑罚。法定刑只能由具体犯罪构成决定,刑法不可能为某个或者某些量刑情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