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不断变革赋予了中华文明持久生命力。从上古三代至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传统社会经历多次重大变革,并鲜明地表现为四个主要特征:与商品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商品经济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以“民”的演变为基础和发展主线,经历了部族社会、豪民社会、富民社会、市民社会四个变革时代;以“乱”为表象,实质是“变”,是社会秩序的新整合,是走向“和谐”的必然过程;社会的整体变化,包括了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调整。中国传统社会每一重大变革,都伴随着儒学的复兴和发展。     

英山县农村无职党员“设岗创星”活动调查之二

1.切实保证觉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依法规范法人治理结构，从体制上保证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严格按照《公司法》规定，进一步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实行决策层、执行层、监督层“三权”分离。在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凭借国有相对控股或特大股的优势，     

社会和谐：现代社会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一、社会和谐:是现代社会必须重视的一大问题在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改革开放、科教兴国、人才强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西部大开发,以及新型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等,都反映出人与自然、人和人、人与社会等诸多关系,交织融合,相互渗透,互相影响。而对于社会和谐的问题,则是近几年来被重视和关注的。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     

开发执政资源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课题

开发党的执政资源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新世纪初明确地提出,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强烈的现实紧迫性。必须以制度创新为重心,整合党的执政资源:在坚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创新经济制度安排,开发党执政的经济资源;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创新政治制度安排,开发党执政的政治资源;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创新文化制度安排,开发党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创新党内民主政治生活的运行机制,开发党执政的组织资源。     

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地方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是宪法法律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基本形式,也是执政党把自己对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经过法律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实现依法执政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频率有所加快。但是总的看,这项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相比,与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其他法定职权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还存在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一、什么是“重大事项决定权”要想弄清什么是“重大事项决…     

论城市重大危险源监控与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火灾、爆炸、中毒等重特大事故频繁发生。我国重大事故频繁发生且后果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国重大危险源分布、分类不清,无法建立起有效的重大危险源监控体系和应急救援体系,尤其是宏观监控管理的目标、对象不清,不知道事故预防需要“防什么”     

一号议案背后的故事——记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瑞清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事迹

在最近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维德、陈瑞清等15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我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议案》,被会议列为一号议案,舆论认为,这是内蒙古经济发展向循环经济轨道过渡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自治区人大在决定内蒙古重大事项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可喜一步。     

我国多党合作理论和政策的重大创新——从《意见》到新的《意见》

中发(89)14号文件和中发(2005)5号文件的颁发实施,既标志着我国多党合作实践不断发展,也标志着我国多党合作理论政策不断创新。特别是5号文件构建起了我国多党合作理论政策的基本框架,成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行动指南。     

关于城市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几点思考

城市基层党组织如何有效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基础能否巩固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使广大党员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动力.     

执政党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一、研究概况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执政党视角下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文革"后执政党进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践进行了历史反思;另一方面,伴随向社会中心的回归,知识分子也开始思考自身的历史命运,特别是对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呼唤必然触及对知识分子理论政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