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打击侵犯版权罪行概论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版权的法律依据主要源自香港法例第528章《版权条例》。新的《版权条例》于1997年订立,过去数年,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侵犯版权的形式愈见层出不穷,加上社会各界对保障知识产权的意识日渐提高,香港特区政府当局曾多次修订条例的涵盖范围、若干罪行的定义,以及相关的罚则。修例的目的,不但是要平衡版权拥有人、社会大众及版权作品业务使用者的利益,亦须履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遵从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规定方面的国际责任。这些法例修订工作也表明了香港特区政府打击侵权罪行的决心,并一再彰显其对保障知识产权工作的高度重视。     

中非贸易与投资及法律交流

由于中国和非洲国家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以及双方政府为推动中非经济合作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中非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一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为中非之间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条件.在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中,必须重视法律交流的作用.然而,中非之间的法律交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目前对非洲法律特别是非洲商法的研究还非常薄弱,还不能为中非间商事往来的良性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中国学者和投资者应重视非洲法特别是非洲统一化的商法制度的研究.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成因探析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国际收支一直呈现双顺差状态,其原因包括中国政府的出口鼓励政策、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中国的FDI、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居民的高储蓄等几个方面.     

结构优化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是“十一五”期间的重要课题,以结构优化促进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在对中国贸易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贸易形态结构、货物贸易结构、贸易主体结构三个方面提出中国贸易结构升级路径。     

两部“重磅”税法出台:“税收法定”再提速

2020年8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两部法均将于2021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党中央部署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     

让中国文艺星河闪耀更多江苏光彩

东方风来岁月新,乘风破浪续征程。今年,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年,是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是乘胜前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年。值此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首赴地方视察就选在江苏,赋予我省“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在...     

企业数智知识转移的非均衡博弈及动态推演

数智化转型背景下,企业的数智知识储备将直接影响数智化转型的实施效能。关注企业间的数智知识转移的非均衡博弈过程,应用进化博弈理论构建异质性企业知识转移的博弈模型,从双重视角分析进化稳定结果,并使用matlab进行算例分析,进一步探究企业知识资源非均衡的互动关系的动态演化轨迹。研究发现：不加干预情况下,逐利的两类企业知识互动存在依附关系。经过长期演化,会造成单向的知识转移行为不断蔓延,企业间知识资源的依附关系持续加深,从而使企业互动陷入一种“非均衡的均衡”,进而割裂了社会网络积极的共生关系及协同效应。为此,应通过加强企业间的契约设计及引入政府和社会资本等主体的干预来调整企业知识转移的成本和收益,从而确保企业间知识互动进入良性循环。     

编后

在第3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之际,本期专论刊发了多篇有关美国贸易政策问题的文章。倪世雄、李淑俊的文章提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研究模式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作者认为美国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公众与国会之间的利益互动过程孕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雏芽,国会与政府的博弈最终导致美国政府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屠新泉的文章分析了美国两党政治与贸易政策的关系。他认为,由于在贸易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往往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政府或国会的党派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影响因素模型研究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的强弱对于稳定社区居民情绪、维持社区生产生活、加强风险应对能力等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社区韧性理论,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来自湖北、四川以及重庆等地的46个社区47份深入访谈一手数据以及新闻稿件、人物采访影像、电视纪录片等媒体资料的112份二手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构建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社区韧性影响因素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来自于社区系统主体层面的管理创新能力、组织再造水平、信息治理能力、“变革”领导力、自治能力、政策执行力、志愿参与水平以及居民自主适应能力等;第二类是社区系统内部环境层面的共识渗透率,包括防控规范、协作氛围以及共同体文化等;第三类是社区外部环境层面的人力、资金、物资以及知识输入等。     

构建大湄公河次区域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考——以区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模式为鉴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于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涉及流域内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6个国家。对任何贸易体制而言,无论是全球性的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区域性的双边或周边贸易体制,争端解决机制是其贸易规则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对GMS来说同样如此。因为,无论GMS贸易自由化规则设计得如何科学合理,若没有一套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其实施的后盾,6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