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量刑建议权

近年来，量刑建议在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均是由检察机关提出的，而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被害人则往往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事实上，被害人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对犯罪所造成的损害有最深刻的感受，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的欲望，而且更有着对犯罪人受到法律惩罚的要求。因此，被害人进入刑事诉讼，享有对刑事诉讼的参与权，并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提出量刑建议，应该说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知识产权犯罪门槛的下降及其意义

立案标准和追诉标准的意义在于启动刑事程序;定罪标准的意义在于确定犯罪成立,指导犯罪圈的划定;而起刑点的作用在于适用刑罚、指导量刑,确定刑罚干预的范围;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门槛一降再降,其原因既有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知识产权犯罪的门槛下降的法律意义有三:首先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界定犯罪;其次是能够促进执法水平的提高,更加有效地治理犯罪;再次是能够改变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     

从一起系列抢劫案谈抢劫罪的几种加重情节

应该对《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进行正确理解，以确保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抢劫罪的加重犯和恰当量刑。     

免除处罚情节与免予刑事处罚情节并存时的适用

一、基本案情公诉机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凌建明,男,1965年3月11日出生于上海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认证一部部长。因涉嫌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于2007年5月14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滥用职权罪于同年5月28日被依法逮捕,同年8月27日被决定取保候审。     

受贿罪死刑裁量要素之实证分析——以36个省(部)、厅(局)级官员刑事判决为样本

受贿数额大小及是否索贿是判处高官死刑的决定性因素,受贿次数及受贿行为是否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对死刑具有一定的影响。自首、坦白、认罪悔罪、涉案赃款是否退回或被追缴是死缓的决定性因素,立功或者其他酌定从轻情节对死缓具有一定的影响。从判决书内容来看,受贿罪死刑裁量方面主要存在如下缺陷:受贿行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这一量刑要素普遍缺乏证据支持,社会影响是否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是否极大、民愤是否极大等因素较为抽象,容易造成操作上的随意性,案件中反映人身危险性的因素往往重定性,轻定量。上述缺陷导致死刑判决难以精确化和科学化,因此,应及时制定受贿罪死刑的量刑规范,并在死刑判决中加强量刑说理。     

论量刑规范化的实现路径——以刑罚差异性为切入点

量刑是法官在遵循犯罪事实和刑法规范的基础上,运用自身经验和司法逻辑进行理性判断的过程,科学的量刑结果不可能完全整齐划一。电脑或数学量刑均无法代替法官自身经验和智慧。因此量刑规范化的实现,有赖于在立法完善的前提下,发挥和提高法官自身的司法智慧。     

量刑中的自由裁量与程序规制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有助于实现个案公正,但必须从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两个方面对量刑自由裁量权加以规制。目前,量刑程序的完善与否已成为攸关量刑规范化改革成败的关键。构建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应坚持定罪与量刑的适度区分,确保量刑公开、透明,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量刑辩护权,注重从庭审前程序、庭审程序和庭审后程序三个阶段加以完善。     

量刑中民意导入机制研究

民意与量刑的纠缠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但近来因两个标志性事件而进入一个新阶段,2008年4月10日,最高院王胜俊院长在与珠海中院法官座谈中公开提出,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是判不判死刑的依据之一;2009年2月17日,河南省高院率先尝试邀请当地民众代表参与死刑二审,并将他们的意见作为合议依据之一,超越单纯的死刑问题     

死刑案件量刑情节研究

本文通过对司法实践中影响死刑适用的各种情节进行归纳比较,对死刑适用的依据和原则进行归纳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死刑案件量刑情节适用时的具体操作办法,试图对死刑的造用提供更加明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方法,以建言于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与实践.     

犯人临刑前吃酱肘子

在清代，刑事案件往往首先由县、府、省进行审理定罪。如果不是死刑，地方政府就可以执行；如果犯人被判了死刑。地方政府就必须把犯人关押起来，把案件报到刑部和大理寺，等候这些上级部门的审批。在每年立秋时分，大理寺、刑部都会会同都察院对死刑犯和要犯进行会审，最后由刑部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