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引诱幼女卖淫罪”之适用——以援助交际为切入点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涉及引诱幼女卖淫的案例较少,该类犯罪并没有引起我国司法部门的重视。但是,援助交际现象的出现,不仅让民众感到不可思议,也为法院对引诱幼女卖淫罪定罪量刑带来新的挑战。在分析援交与卖淫不同之处的基础上,对引诱幼女卖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对引诱幼女卖淫罪与相关罪名进行界定,并分别对"明知""、幼女的认知能力"和"引诱"做了剖析,有助于司法机关认清此罪与彼罪。在本罪的刑事裁量上,建议考虑法定量刑情节和相关的酌定量刑情节。     

起诉阶段法定量刑情节的认定

近日,笔者办理了一起盗窃案。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高某取保侯审,经过审查案卷及传讯高某,盗窃事实清楚,应予起诉。就在笔者起诉时,科内一位同事发现高某与其六年前办理的一起强奸案被告人的情况极为相似,经调查,高某九四年因强奸罪被判刑,99年刑满释放,二000年又因盗窃药品被公安机关逮捕。高某应为累犯,理应重罚,却差点仅按新罪受审。此案引起笔者对起诉阶段认定法定量刑情节的思考。     

量刑规范化改革之我见

近些年来,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领域的重点工作之一,关于量刑规范化改革在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与探索。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2010年10月1日开始在全国试行量刑规范化改革,目前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本文试对该项制度的产生原因进行探讨,并探寻该项制度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浅析我国量刑程序的改革

量刑程序的改革正在我国法院试点并推进,为了促使这一改革健康深入地进行,关注程序改革面临着的系列理论分歧。笔者从量刑规范与量刑程序的改革孰重、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是否完全分离、被害人是否参与量刑、量刑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如何兼顾四方面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以探求真正适合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之路。     

构建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制度

本文认为我国现行在押人员羁押表现奖惩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在押人员羁押期间的表现好坏与最后的量刑没有直接挂钩,导致法院在审判时对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的认定很难准备把握,也使看守所在在押人员管理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所以,构建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制度意义深远,能更好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符合刑事一体化、刑罚个别化的要求。国内已经有几个地方基层司法部门率先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参照各地的做法与经验,谈谈笔者对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制度的设计。     

对显著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未经质证而采纳是否应抗诉

本文通过对典型案件的分析，指出在刑事案件中对定罪量刑有显著影响而又未经质证的证据采纳后是否应该抗诉进行了分析。如果是对定罪量刑有显著影响的证据，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免证事实，应当通过公诉机关质证，未经质证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罪刑均衡原则视野下的挪用数额认定 对以后次挪用归还前次行为的分析

挪用公款中的犯罪数额的计算对该罪的定罪量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次或者一般的多次挪用公款数额的计算并不存在法律上的争议．对其按照实际挪用数额或者累计数额计算已经成为理论及实务界的共识。但是，对于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公款情形下的挪用公款数额应当如何计算，却是存在着众多的争议。     

刑法解释限度理论之关系论纲

刑法解释限度是刑法解释所能达到的具体、客观的程度和范围,应具有内在规范性、客观性与确定性的品质,应是质的限度与量的限度的统一体,是事实与规范关系性的限度。刑法解释限度的三种理论学说中,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由于其自身的特征与独特的适用场域,并不符合刑法解释限度的特征标准,是不能作为刑法解释限度而存在的。法文语义理论由于所持的立场不同于刑法解释限度之立场,加之宽泛性与抽象性的缺陷以及自身限度的虚设性,使得其作为刑法解释限度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犯罪定型才应作为解释限度予以真正对待。将犯罪定型作为刑法解释限度,完全符合刑法解释限度特征之要求,符合刑法规范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能够更好地处理犯罪定型与法文语义理论、预测可能性理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