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

消解认定上的不确定性 @周姗姗：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以现行的量刑标准，数额认定往往存在不确定性。贪污受贿往往是“点对点”，隐蔽性强，证据不好收集。加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明显低于受贿罪，后者最高可判死刑，前者最高十年有期徒刑，一些贪官常常对巨额不合法财产的来源拒不交代，从而逃避重罚。而近年来性贿赂、感情贿赂等非物质化行贿大量涌现，也表明以受贿数额定罪量刑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反腐败工作的新形势。     

检察环节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益分析与路径优化

检察环节重罪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中体现出总体适用率偏低、适用范围较窄、量刑建议质量欠佳的初级阶段特征,价值功能尚未充分体现。通过"成本—收益"方法分析,目前该制度对被追诉方和检察机关的效益激励不足,因而仍存在适用乏力的现实情况。未来应当以量刑精准化与减让梯度化为目标改良量刑建议,切实保障被追诉方的知悉权与救济权,进一步发挥制度节约司法资源的价值功能,通过强化对量刑协商双方的激励进一步深化制度适用。     

关于交通肇事罪刑罚适用情况的调研报告

一、我省法院审理交通肇事案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一)案件数量占较大比重,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递增趋势据统计,全省2009年交通肇事收案7800件,占全部一审刑事案件17%;2010年收案7868件,占17.5%;2011年收案9286件,占19%。2011年,全省交通肇事案件数量已经超过盗窃和伤害,位列第一,成为常见多发性犯罪。在地区分布上有所差异,有的地区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有的市县如东营市和即墨市,该类案件数量位居第一,东营的广饶县,该类案件占比高达40%。(二)肇事形态以一般情节居多,逃逸或特别     

论法律意识的功能

法律意识的作用不同于法律意识的功能,法律意识功能主要是指法律意识基于其结构而对社会法制系统和社会整体文化体系所具有的可能性。法律意识的功能包括直接功能和间接功能两个方面。法律意识的直接功能包括认识与评价功能、预测与指引功能、法制运行功能以及法律文化功能等方面。     

我国量刑建议的缺陷与重构

量刑建议本来旨在削弱法官自由裁量权,减少法官司法暴政,改变同案不同判,强化司法公正与权威的的司法的活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催生出强势的检察官,懒惰的法官,强势的检察官好像获得了法官同等的量刑权力,而懒惰法官只是在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中做一个选择,量刑建议的实践呈现出各自为政的状态,如何规范、统一量刑建议制度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问题。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程序正义需以善良制度与时间为实现条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我国应通过实证统计系统来正当化法官在个案中的量刑决定,不仅应包括系统设置的规范性理据,还应包含量刑因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     

感谢费VS行贿款之辨——李明受贿案辩护纪实

河北省张家口市某县供水公司经理李明受贿案经历了一审、二审发回、第二次一审,李明坚称自己无罪,再次上诉.作为李明的辩护人,我参与了李明受贿案的二审开庭.由于《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受贿罪量刑的修改,李明现已取保候审.如今,他在等待张家口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对于改变李明人生轨迹的12万元性质的认定,关乎着李明未来的人生走向.     

从一起案件探讨绑架罪

我国1997年刑法以叙明罪状的方式规定了绑架罪,《刑法修正案(七)》又对绑架罪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增加了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规定。但是该罪的许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仍存在争议,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多困难。本文通过对一起案件的分析,对绑架罪的主观目的和"情节较轻"进行探讨。     

论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

情节在案件事实与证据之间起到很好的中介作用,狭义的量刑情节证据是反映犯罪人主观恶性程度和犯罪行为前后情况的事实材料。廓清行为事实与行为人因素基本界线,对侦查取证工作及后续的诉讼活动均有实践指导意义。侦查取证应当遵循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全面、主动取证、自由证明的基本规则。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工作思路:在取证渠道上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展开;在取证内容上相对精细化;在取证方法上注意引导案件当事人与法律合作;在侦查终结阶段重视量刑情节证据的移送工作;在起诉审判阶段积极配合公诉机关补充量刑情节证据,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与司法部门的常规沟通机制。     

被害人过错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与不法分担

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有别于生活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将被害人过错定性为酌定量刑情节不仅忽视了其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地位，导致犯罪认定出现偏差，更加剧其在量刑中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风险，导致罚过其罪。事实上，犯罪行为人与有过错的被害人共同分担不法与责任，关系到罪质有无、罪量大小的认定。被害人过错本质是“被害人不法”，对其进行评价不会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特殊、急性的被害人过错可以作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但不能一概将该标准套用于其他被害人过错情形的认定，否则会导致将慢性、长期的被害人过错与轻缓、即时的被害人过错等情形错误地排除出犯罪构成体系，致使不法与责任完全由犯罪行为人一人承担，有损个案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