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创新

刘俊海在《法学论坛》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法》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有若干制度创新，目前监管合作比监管分工更具挑战性与艰巨性，因而应废除各类商品免检制度。政府官员的问责机制不能取代国家对受害消费者的赔偿责任。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树立发展与规范并重、公平与效率兼顾、监管与服务相统一、监管与维权的理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实现共产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之路,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理论系统,有划时代的意义.胡锦涛同志在今年元旦贺词中说,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号召各国人民和有远见的政治家,共同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以人为本,强调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对实现共产主义产生的新认识.对此,必须加强研究和宣传.     

浙港十年情缘

岁月荏苒,距离1997年7月1日那个盛夏的夜晚,恍然十年. 十年,香港在变与不变中坚守;十年,浙江在发展与跨越中脉动.     

中国与东盟十五年经贸合作综述

2007年1月14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签定，该协议的签订，加快了这个未来世界最大自贸区又一个新领域的开放步伐，并将在中国一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产生更多的“贸易创造”。2007年，作为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新15年的开端，我们有必要回顾曾经走过的15年历程，所谓知历史方能更好谋划将来：为此，本刊特邀知名东南亚专家、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先生就中国与东盟十五年的经贸合作做一分析解读。     

共同金融犯罪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在共同金融犯罪中,无特定身份者可构成有特定身份要求的金融犯罪共犯,但无特定身份者不可能成为有特定身份要求的金融犯罪实行犯。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构成的共同金融犯罪是否以身份犯性质的金融犯罪定罪,关键要看有特定身份者是否实施了实行行为。单位也可以成为共同金融犯罪的主体。承认一定范围内的片面共犯为共同金融犯罪与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理论并不对立,而且也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并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广西与东盟高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对人才培养模式、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探讨分析

一、引言自从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为双方全方位合作带来广阔的前景。广西因其地理位置而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且我国在加入W TO后,教育的对外开放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广西地处西部地区,又有国家给予的相对优惠的政策,因此,广西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越来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而科技又是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重心的。高等教育是所有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委内瑞拉通过新妇女权益法

加纳税务监督局（RAGB）与坦桑尼亚税务局（TRA）于2006年12月签订协议，坦方授权加纳使用其自动税收征管软件。使用这个名为“—体化税收征管系统”（ITAX）的软件将帮助加纳税收征管简化程序、降低成本和节约时间。同时，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将协助该局开展加、坦两国间的合作，把该软件引入加纳计算机系统。加纳副财长也表示，税收增长对加纳和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要，因此加纳政府把这个目标纳入国家发展和减贫战略二期中优先考虑，努力把税收占GDP总量的百分比由2000年的16％增加到21％。     

“河北第一贪”反腐剑下落马

2004年9月10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原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李友灿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此之前，经河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批准，李友灿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调查，李友灿的个人受贿数额高达4700多万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北省个人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受贿案，也是国内目前被判处死刑中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案件，李友灿也因此被称为“河北第一贪”，甚至“国内第一贪”。     

加强亚非科技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展——中国亚非科技发展合作论坛高层研讨会纪要

2007年9月2日，由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和国家科技风险开发事业中心共同主办，南京市人民政府协办的“中国亚非科技发展合作论坛高层研讨会”在南京中心大酒店隆重召开。孟加拉、喀麦隆、刚果（金）、埃及、印度、日本、韩国、马达加斯加、苏丹、乌干达、津巴布韦等11个亚非国家的驻华外交使节，国内经贸、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共计150余人出席会议。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在会前亲切接见了与会各国使节。     

扩大的马来西亚公司债券市场

前言公司债券市场的培植已经成为实现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的重要课题,在区域内最大市场的韩国,公司债券发行额没有增长,市场的扩大也未必顺利。这主要是因为亚洲各国的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具备可发行债券的规模和信用度的企业相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