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深处,一面红旗32年高高飘扬

在太行深处,愚公故里,驻扎着一支公安队伍,担负着208国道豫晋两省交界道路交通安全和晋煤南运咽喉要道的管理任务。这支队伍就是河南省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五大队。自1989年建队至今,民警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全队民警"扎根山区、执法为民"的初心始终不变,"人民满意交巡警队"的红旗32年始终高高飘扬。     

做贴心的金融卫士——记苏州常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颜志良

2020年4月,由苏州市总工会主办的“苏州五一劳动奖章和苏州工人先锋号”评选活动落下帷幕,来自苏州常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颜志良被授予“苏州五一劳动奖章”。颜志良十三年如一日坚守岗位,为守护银行安全作岀了积极贡献。     

国际制度设计视角下的澜湄合作

为什么在湄公河流域已经存在数十个国际合作机制的情况下,还要建立澜湄合作(LMC)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既有研究大多强调湄公河流域大国国际制度主导权竞争的宏观背景因素,而较少关注澜湄合作机制的新制度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即澜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究竟"新在何处"。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等既有国际机制相比,澜湄合作机制具有两大新的制度特征:一是议题范围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议题外,还增加了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水资源合作等新议题;二是集中程度更高,与之前合作机制主要由"职能部门引领"以及"借用"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国际秘书处的做法不同,澜湄合作机制采取了"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的机制运行模式,并逐步建立独立的国际秘书处。通过运用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理论模型,本文考察了在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中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分配问题和执行问题,并以此解释了澜湄合作新制度特征的形成原因。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司法适用问题及化解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自设立以来仅有四起认定为本罪的案件被公布。从宏观层面看,本罪司法保守倾向凸显,行为定性存在争议,同案异判现象突出。从微观层面看,本罪构成要件要素的阐释不够充分,刑事责任模式的说明付之阙如。作为新型信息网络犯罪,本罪在认定时应采多维视角,防止单一思维的桎梏,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主体性的判断上,注重网络服务单位的认定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的确定;在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认定上,注重与前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挂钩;在"拒不改正"的判断上,注重其兼具主客观方面的复杂属性并与"约谈"加以区分;在解释"其他严重情节"时应包含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并细化认定规则;在肯定本罪刑事责任模式为平台责任的前提下,揭示平台责任的独立性和依附性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定罪和量刑的影响。     

福建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研究——基于对监管民警的调查

我国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安全总体可控,但民用爆炸物品安全事故、涉爆违法犯罪活动仍时有发生。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水平亟待提高。通过对民爆监管民警的问卷调查,并以民爆监管民警和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易失控环节两个方面为重点进行分析发现,监管民警危爆管理工作压力大,专业培训有待加强;使用环节是民爆物品管理失控的主要环节。为此,要从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监管水平、加强科技力量、加大打击力度等方面提升对民爆物品的有效监管。     

澜湄次区域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化探析

澜湄次区域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跨国犯罪问题泛滥。2012年中老缅泰四国共同建立的湄公河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有力地维护了该区域的安全与稳定,并成为我国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创新的典范。但到目前为止,该机制依然存在法律基础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情报信息共享层次较低、争议协调与监督问责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阻碍了合作的深入开展。建议签署联合执法合作协议,明确相关执法部门职责,搭建情报数据共享平台,促进学术研讨成果交流,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人权视角下的中国金融反恐法律机制

近年,出于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需要,形成了国际金融反恐法律机制。该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与公民金融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以及无罪推定原则、比例原则等产生了一定的张力。在加强金融反恐法律机制的同时,我国仍需要健全金融反恐法律体系,调整金融反恐执法机构职能,加强金融反恐措施侵害个人权利时的法律保障,完善金融反恐法律机制,实现反恐怖主义与人权保护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