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制造业是富民强省之本,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是“八八战略”题中之义。近几年,全省经信系统深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战略重要论述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冉出发,全面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纵深推进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有力推动了制造业提质增效。2019年,全省工业经济总量、数字经济规模、亩均效益、企业减负降本等均居全国前列。     

检察环节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益分析与路径优化

检察环节重罪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中体现出总体适用率偏低、适用范围较窄、量刑建议质量欠佳的初级阶段特征,价值功能尚未充分体现。通过成本—收益方法分析,目前该制度对被追诉方和检察机关的效益激励不足,因而仍存在适用乏力的现实情况。未来应当以量刑精准化与减让梯度化为目标改良量刑建议,切实保障被追诉方的知悉权与救济权,进一步发挥制度节约司法资源的价值功能,通过强化对量刑协商双方的激励进一步深化制度适用。     

复合性不作为强制执行制度之体系化构建

不作为请求权的预防性决定了给付义务的不确定性,进而促成不作为裁判的展望性。为解决由此产生的不作为执行内容特定、执行措施适用、重复侵害应对等诸多执行难问题,需对裁判与执行进行系统化考量。在廓清不作为给付义务复合性(停止性不作为、除去性作为、预防性作为)的基础上,通过裁判主文具体化与审执分离宽缓化解决不作为执行内容不明确问题。在强制执行立法中,确立本旨执行原则,并构建与复合性不作为执行标的相对应的,间接执行、替代执行顺位适用的执行程序。针对执行完毕后可能出现的重复侵害行为,经实质性审查后,可将其纳入不作为裁判的辐射范围,再次启动执行程序。     

黑龙江省高质量发展应力推“十个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强调: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指出,黑龙江省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振兴发展新路。     

行政法比例原则的价值分析

比例原则的基本内涵和价值理念是行政法基本原则领域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内涵方面,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在价值理念上它符合宪政和法治的思想,可以规范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保证相对人权益的最大化,而且能够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随着比例原则的不断发展和在世界各国的广泛应用,其在我国行政法中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论我国国家赔偿法范围的完善--兼论中国国家赔偿制度发展过程中应当解决的几个问题

中国国家赔偿法已实施有七个年头 ,但国家赔偿范围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就国家赔偿范围的不足之处谈了几点个人的看法 ,诸如精神损害赔偿应否纳入国家赔偿范围、间接损失应否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本文还就立法赔偿、军事赔偿、国有公共设施造成的损害应否成为中国国家赔偿的类型谈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的政治学剖析

“大民主”思想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晚年的理想与实践活动。“大民主”的概念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缘于他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误解。在十年“文革”中 ,“大民主”思想及其做法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最终酿成了一场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社会内乱 ,其中沉痛的历史教训是发人深省的。弄清晚年毛泽东理解民主的思路 ,对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试论合同法中的损害

我国民法损害的概念很难规于“差额说”或“组织说”;建议我国应以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取代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之分类。     

危险的现实化理论在我国的司法运用

在因果流程中,如果实行行为能够被评价为危险现实化了,就能够肯定事实性因果关系和结果归责。危险的现实化包括直接实现型与间接实现型。前者包括不受介入因素干扰的直接实现与受到介入因素干扰的直接实现。后者是指实行行为的危险以介入因素为媒介而得以现实化,包括介入被害人行为、第三人行为、行为人行为。若能够评价为介入因素是实行行为所诱发的,实行行为内含引发介入因素的危险,且介入因素并非异常,就意味着实行行为的危险最终在危害结果中现实化了。通过对危险现实化判断的类型化,建立刑法结果归责的判断模型,是将外来理论学说在我国本土化努力的一部分。     

略论犯罪预期成本与社会治安防控

犯罪预期成本作为犯罪成本分类层次中的一种,更强调犯罪分子对作案机会和条件的理性预期思考,反其用之,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来说,就具有某种对策作用。我们不妨以此指导治安防控实践,制造作案“障碍”和犯罪“得不偿失”的条件,强化治安防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治安效益来反馈我们运用犯罪预期成本对策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