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激励效应扩张:科层组织注意力分配与中国城市市政支出的“上下”竞争(1999—2010)

科层组织任务间竞争关系是国家治理结构失衡背后的科学问题。基于中国城市“逢雨必涝”的现象,从组织注意力分配的角度,对287个地级以上城市1999—2010年市政路桥和排水支出“上下”竞争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科层组织绩效易测任务对不易测任务的争夺是权威体制下强激励效应扩张的结果。首先,权威体制背景下,强激励通过相对绩效和短期政绩信号两个机制塑造了这一竞争关系。其次,除了直接效应外,强激励还存在扩张效应——既构成(沟通系统集权化改革、本领域及其他领域组织任务注意力争夺等)强化这一争夺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也造成了(监督方行政控制、代理方机构设置及外部事件央媒问责等)防止这一争夺的因素的失效。这一发现对现有组织理论及国家治理结构调整实践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

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当前,认真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和阐发其中的思想道德资源,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是我们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当努力做好的一件大事。     

论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它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还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情系学子 爱心助学——贞丰县人武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积极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捐资助学,利国利民。3月26日上午,在贞丰县白层镇这内村北盘江长征希望小学,由贞丰县人武部牵头组织的北盘江长征希望小学捐资助学仪式隆重举行。这是该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门搞活动的一项具体"促教"行动。1935年4月红军一、三、五军团和中央纵队长征到达贞丰县境内,在北盘江白层地域与守敌展开激烈战斗。200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针对当地学生上学难问题,由成都军区、贵州省军区共同援建北盘江长征希望小学,于2006年10月动工兴     

“不要建在我的辖区”：科层组织中的官员邻避冲突——一个比较性概念分析

基于经验事实和理论研究,建构出"不要建在我的辖区"的新概念。与已有"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官员邻避冲突的主要指向在于责任规避,民众邻避冲突的核心焦点则是利益博弈。在冲突主体上,官员邻避冲突集中在科层组织内部,而非官民二元之间;在冲突时间上,官员邻避冲突发生在决策之前,而非公示之后;在冲突形式上,官员邻避冲突相对温和拖延,而非激进短暂;在冲突治理上,官员邻避冲突依赖于权力运作,而非利益协商。"不要建在我的辖区"是邻避概念在科层组织的新应用和新发展,既拓展了邻避研究的知识边界,也为理解复杂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前领导干部道德观与法律政策导向研究

提升领导干部道德素养,必须大行法治之道,充分发挥法律政策的作用,引导、加强干部道德建设。一是以法铸德,完善道德法律政策体系;二是明法弼教,健全用人道德导向机制;三是道德执法规范化、信息化;四是科技防腐,权力监督刚性化;五是深化道德、法治实践,推进道德、法治一体建设。     

辽宁省落实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

<正>2009年,财政部、人社部、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妇联共同出台了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这是国家政策层面首次将妇女作为受益主体,将贷款对象由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扩大到农村妇女,把个人贷款最高额度由5万元提高到8万元,对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妇女人均最高贷款额度提高到1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全额贴息。2013年9月,财政部、人社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小     

科层组织视角下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探析

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民主党派在履职中要加强民主监督职能,克服科层组织"反民主"的缺陷,使"权力清单"发挥作用,促进有限高效政府建设;要强化参政履职实效,再造符合"负面清单"要求的现代制度,避免出现制度性风险,重塑市场契约精神;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坚持"问题导向",畅通信息,在社会治理中扮好互动、协调、推动角色,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法治评估的科层式运作及其检视——一个组织社会学的分析

法治评估是一场在转型现代化的特殊场域下,国家自上而下予以刚性推进,发动、宣传、组织整个科层体系以及全社会广泛参与到法治建设并且倾向于以数字指标对其成效进行检验的法治实践。科层结构是典型的控制性结构。法治越是被全社会所关注,对法治的呼声越高,通过科层制的组织方式及其内在的压力传导机制来推进法治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法律被纯粹作为工具去认识且展开的话,那么法治建设则极易被有选择性地、计划性地推进。法治建设在肇始之初具有明显的应激性及应急性。基于科层式运作的法治评估本身并不具有固定的根基,它是组织(政府)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当组织基于应激反应发生目标变化而需要暂时规避法治时,法治评估就可以通过价值目标的扩容,一方面足以应对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又通过组织内部操作消解掉法治。法治评估可以借由操控数据黑箱,辅之以大量的专门术语来掩盖被抽空的生活事实,异化成为组织内部成员进行目标置换的桥梁。"政治科层制"的权力系统及其逻辑在推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固有的结构性缺陷,法治评估在这一体系下的运行面临着基于"人治"逻辑展开并走向"人治"的自我解构风险。     

技术治理范式下城市风险治理的变革、隐忧及效能提升路径

城市风险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看技术的发展,技术因素在城市风险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范式由科层治理向技术治理演化,技术治理成为当代城市风险治理的新路向。现实中,技术手段的运用引发了诸如风险感知智能化、风险治理空间边界数字化、治理要素关联精准化以及风险治理结构扁平化等城市风险治理变革。同时,技术因素作为引发城市风险的重要根源,其在城市风险治理中的运用带来了诸如城市社会技术割裂、风险治理目的技术化、技术治理失灵以及技术伦理入侵等技术治理隐忧,需要通过强化政府主体介入、引导技术治理向人本价值回归、规范技术运行以及夯实技术的伦理道德基石等路径来提升城市风险的技术治理效果,以增强城市风险的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