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排除犯罪性事由的法律规定

各国现代刑法都有对一些行为虽合乎犯罪构成要件 ,但有排除违法性根据的事由 ,而不必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如 ,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照法令等等。我国古代封建法律虽没有此类概念的明确规定和系统阐述 ,但各朝立法都有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规定 ,发展到清朝更有了明文规定。这些刑法规定无不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专制主义     

1895—1898年日本售台言论的形成与舆论的影响

本文分析19世纪末日本朝野积极据台意念的产生以及稍后消极售台言论的形成;并描述和评说清政府在朝野菁英的舆论压力下,于“台湾卖却论”形成之前后展开护卫国土之“押台”与“赎台”的行动及其失败的原因。     

毒品犯罪中诱惑侦查案件定性问题探讨

以“警察圈套”作为免责事由,只能限于行为人原来没有犯意,实施犯罪行为是基于“警察圈套”而产生犯意的情况。侦查机关利用特情人员设立圈套而查获的毒品犯罪案件,应区分不同情况作出处理。特情人员以特情身份为掩护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应作为一种从重处罚的情节。     

窘境与突围：选择性罪名的命运

我国刑法分则体系经司法解释之后涌现出大量的选择性罪名，此举虽属无奈，但毕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为此，有必要剖析其生成的原因或被选择的理由，以及其在客观上存在着哪些价值与不足，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尽可能减少产生选择性罪名的情况下，对那些不得不使用的选择性罪名，也要进行论证和提出必要的防范措施，从而终结不加限制地使用该罪名的法律历史，让刑法理性的光芒伴随着选择性罪名走完它的过渡时期。     

违法性认识研究

违法性认识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刑法理论上存在违法性认识要与不要两派观点的对峙。本文对违法性认识理论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关于违法性认识立法的演变进行了阐述,重点分析了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违法性认识的争论。作者认为,违法性认识是罪责的规范要素, 因而对于罪责的构成来说是必要的。当然,如何认定违法性认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刑事政策视域下自救行为的定位

自救行为的特点决定了其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我国刑法对自救行为的现有定位是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但在刑事立法中没有确认其合法性。而英美法系双层次犯罪构成模式对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的充分展开,不仅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而且因赋予其程序要件的色彩,更加强调了程序正义。我国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是游离于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之外的一个"活泼元素",这与现代刑事法治的精神不相契合,实有检讨和改进的必要。在现行刑事政策和犯罪构成体系下对自救行为进行合理定位,让自救行为成为具体案件在定罪时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及"出罪"理由,应当成为改造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的努力方向。     

论英美刑法中的胁迫

胁迫在英美刑法中是合法辩护事由的一种。胁迫成立条件包括真实性、对象、程度、现实性以及不可以免罪的罪行等方面的要求;胁迫可以免罪的理论依据包括功利主义的要求、人性的需要以及对刑法的谦抑性和个别正义的追求。     

道路交通事故中民事赔偿责任的立法解读——以我国交通法与国外立法的比较为视角

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民事赔偿责任的立法需要明确归责原则、免责事由,以及过失相抵等问题。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确立了混合责任原则,将受害人故意作为加害人唯一的免责事由,并许可在一定的条件下适用过失相抵。该条的规定顺应了保护受害人权益的立法思潮,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不足。     

民事再审启动事由中新证据的界定

“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是启动民事诉讼再审的事由,如何理解新的证据成为是否透彻理解法律条文的关键问题。文章从规则、理论、实务三方面展开论述,并对“新的证据”的界定、审查和确认提出了合理阐释。     

试论律师行政处罚制度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现行律师法所确立的律师行政处罚制度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希望对我国律师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