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行政决策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事由的偏离和矫正——以决策中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控制为中心

在重大行政决策的责任追究中,以控制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为目标的事由最为严密,但存在对权过责相适应、激励兼容和恰当回应民意等责任设定原则的偏离。决策前置程序中的追责事由存在冗余和形式主义,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和决策责任绑定诱发了对评估的操纵,决策执行中的追责机制容易刺激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博弈,结果归责的责任倒查也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对此,必须限缩决策前置程序中的追责事由,在对决策者的责任追究中避免将程序性和实体性义务相混淆,在决策执行阶段区分执行者和决策者的责任,慎用结果归责并为追责对象提供足够的免责抗辩理由。     

论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离婚经济帮助制度采"一方生活困难"一要件为适用条件。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制度存在既忽视了另一方是否有提供帮助的能力,也不问离婚时是否有一方有重大过错或一方的生活困难是由自己离婚后的重大过错造成的问题。因而,完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应改变原有一要件模式,采取"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有能力提供帮助,重大过错阻却事由"三要件模式。     

论国际法中国家责任的免除事由简

国家责任是当代国际法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前后共用了40多年的时间编纂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根据国际法，国家责任由国际不法行为导致。然而，在特定情况下，即使存在国际不法行为，国家责任也有可能被免除。国家能够以受害国同意、正当自卫、反措施、不可抗力、危难以及危急情况作为理由进行抗辩。不过，以上述事由免除国家责任并不是绝对的。在具体分析与应用中，国际法对免责事项存在严格限制的总体倾向，以防止扩大解释可能带来的滥用风险。     

情势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规则的界定

正情势变更制度在经过长期的理论争议及实践探索后,终于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使得情势变更制度摆脱了成文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尴尬处境。     

重构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法律责任的思考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同时具备法定事由和遵循法定程序,否则构成违法解除,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劳动合同法》关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按经济补偿金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在实践中容易引起混乱。应建立既符合法理又具有可操作性,既能遏制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又能让劳动者的实际损失获得相应赔偿的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规则。     

犯罪论体系的意义

德日刑法学中的"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的三阶层体系主要源自对如下两个问题的解决:(1)超法规的违法或责任阻却事由的认可与限制;(2)为了认定针对没有责任的人也可以构成共犯,不能将责任能力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如果一个国家的刑法或刑法理论无需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那就不一定要采用德日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三阶层体系。而在共犯从属形式的问题上亦同。如果一个国家的刑法典中并未规定"构成性身份犯"与"加减性身份犯",那么,"统一性正犯概念"与"夸张从属形式"也是可以适用的。中国刑法学以及承担未来使命的年青一代应着眼于本国刑事实务中的现实问题来做出判断。     

知识产权纠纷中权属抗辩的探讨

抗辩是指被控(被起诉)方当事人不接受控告(起诉)方当事人的诉讼事由而作出的反驳与拒绝。它是被控方对付控告方最基本、最常用的诉讼手段,是被控方争取自己民事权利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论民事再审程序之重构——以司法实践为视角

引言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作为解决社会各主体间因民事往来所产生纠纷的方式之一,已经逐渐成为现代生活中最广泛、最重要的诉讼种类。民事再审诉讼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功能与作用更是日渐显现,已经成为民事诉讼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司法效果意义上讲,民事再审诉讼的重要     

在履行职责与正当防卫之间——对警察防卫权的再认识

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没有专门规定警察的防卫问题,人民警察依法制止和打击犯罪的行为一般不宜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在发生暴力袭警等严重危及警察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警察可以实行自我防卫,这种防卫适用刑法对正当防卫的规定。     

从“范跑跑”事件看权利实现的道德阻却及其消减

汶川大地震爆发后,先跑老师范美忠遭受了舆论的口诛笔伐,并被学校解聘。范美忠的悲剧不在于其没有履行相应的教师职责,而在于其没有满足公众高度的道德期待。公众期望范美忠在危难面前先人后己、舍生取义,但范美忠选择了逃生以保存自己的生命。范跑跑事件的发生说明公众的期待可能会对个人权利的实现造成了阻却,为了消除阻却,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合理引导,其中当然也包括相关制度安排上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