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判决能否阻却合同诈骗犯罪的责任追究

一、基本案情2013年3月15日,当事人张某到公安机关举报王某涉嫌诈骗一案,公安机关以张某与王某合同纠纷已经法院判决为由,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2004年,张某投资开办了展翔汽配有限公司。2008年4月,王某在他人介绍下结识张某,得知张某因病无力继续经营公司,二人协商达成协议,由张某将展翔汽配有限公司所有的房地产及相关辅助设施转让给王某,由王某经营,转让价格为750万元,同时约定750     

运输途中知悉乘客携带毒品能否认定为运输毒品罪

[案情]犯罪嫌疑人赵某在河北省霸州市开出租车。犯罪嫌疑人姜某与赵某曾在一起吸毒后成为朋友,此后姜某经常用赵某的车。2014年9月1日,姜某与另一犯罪嫌疑人高某商议将100克毒品海洛因贩卖给天津的杨某。9日11日晚,姜某、高某携带毒品以200元的价格雇佣赵某的出租车去天津,但并未告知赵某此行的真正目的。行车途中,姜某、高某在车上一起"溜冰",并且明确告知赵某去天津的目的是贩卖毒品,赵某得     

职业歧视的法律定义

建构“职业歧视”法律定义是解决我国禁止歧视法律制度空转的前提。定义职业歧视首先必须在中国语境下根据可识别性、可保护性和可延展性标准廓清法律禁用的归类事由；其次，法律应当明确用人单位不得做出的行为模式，即不得基于禁用归类事由做出区别对待、区别影响、骚扰、拒绝提供合理便利以及报复等行为；最后，法律还有必要设定真实职业资格、正当经营所需、实质变更与过度负担以及平权措施等不构成职业歧视的抗辩事由，在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和用人单位雇佣自由之间达至合理平衡。     

被害人承诺中动机错误之限制解释及案例分析

动机错误原则上阻却违法,但是存在重大缺陷,应当对其进行解释与限制。许多被害人承诺中的动机错误,可以解释为法益关系错误中的法益价值衡量错误。部分动机错误的案例,应当根据承诺法益与保护法益的位阶高低加以判断。但是在涉及生命的场合,行为人单纯的教唆行为并非杀人行为,只能认定为无罪。     

从重婚无效是否可以阻却看人治与法治思维——《<婚姻法>解释一》第8条的价值判断与选择

从《<婚姻法>解释一》第8条的文意上理解,重婚属于阻却范围。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在解读该条文时认为,重婚不属于阻却范围。应当按解释条文理解,还是按法官的解读理解,关键在于厘清第8条到底是司法解释存在错误或疏漏,还是立法者作出的价值选择。重婚无效是否可以阻却,在立法和法理上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选择。在域外法律上,重婚无效可以阻却有立法规定;在法理上,重婚无效阻却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在司法解释的制定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也有人主张重婚无效可以阻却。因此,重婚无效可以阻却不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理论上均是选项之一。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重婚无效不属于阻却范围,则应在解释中作出例外或排斥性规定,而第8条并没有作出排斥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理解第8条是立法者作出的价值选择,而没有理由认为是司法解释存在错误或疏漏,更没有理由作出与第8条意思相反的解读。只有这样才符合法治思维,否则就是"法外释法",是以人治思维代替法治思维,这将使法律缺乏安定性,影响法律的权威。     

“我就是想让他们有个家”

正深秋的大足区中敖镇金盆村,乍暖还寒。跨上摩托车,发动油门,大足区人大代表、金盆村村支书谭兴田又开始了奔波。摩托车是村干部们下村的主要交通工具,老谭做了这个村近20年的村支书,上坡、下坡、拐弯,村里的每一处路况他都了然于心。打工回乡盼有家一路颠簸,他在路边一处红白瓷砖相间的新房旁停了下来。"老陈,在屋没得——"谭兴田大声冲屋里喊。寻声而出的是这家新房的主人陈本贵。由于生过大病,陈本贵处于半瘫状态,走路颇为吃力。没等谭兴田走进屋,他就着急地问起了     

论医疗损害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免责事由

廓清医疗损害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研究医疗损害民事责任的前提和关键。而对于医疗损害,医疗机构一般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虽然患者有损害,却可以免除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     

检察抗诉效力与7号指导性案例程序规则研析

正一、问题的引出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13日发布了第二批指导性案例,其中7号案例关键事实是:最高人民法院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撤回一起民事案件的抗诉,但检察院拒绝撤回,法院遂裁定中止案件的审查程序。然而,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211条的要求,检察院抗诉,法院应当裁定再审。该法律规范中的"应当"一词即使不能理解为"必须",但至少可以理解为"原则性指令",如果承认法院有权决定"例外"情形,那么,法院必须给出相应的规范依据和     

知情同意原则的紧急情况例外——浅评《侵权责任法》第56条

知情同意作为侵犯患者身体权、隐私权最有力的抗辩事由,在某种紧急情况下可能无法实现,这时候我们需要寻找其他抗辩事由来证明医疗行为的合理性,本文通过论述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6条关于紧急情况下实施医疗行为的抗辩事由的规定,认为紧急情况下能否实施医疗行为与医疗机构负责人是否批准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医疗机构负责人的批准并不能作为一个合理的抗辩事由存在,并参照各国立法,提出新的抗辩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