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压力与改革预期》[2012年第50期]

本刊在2012年最后一篇"新民说"中提到,中共新领导层力图释放出政治信号,对此,中国社会显然都感受到了。对这些信号,经济学、法学和媒体人士各有解读,特摘编若干,以飨读者。     

推行“三最”工作法提高党委决策科学化水平

2012年是中央基层组织建设年，也是乐山市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年，为配合中央、省市区基层党建相关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乐山市金口河区永和镇党委结合本镇实际情况，推行了“三最”工作法，促进了党员干部队伍管理的精细化和科学化，保证了镇党委政府工作有条不紊、稳步推进。     

诱惑侦查定位之辩——实体法与程序法之争

诱惑侦查,归根结底是一种侦查手段,与程序法上的正当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息息相关。然而,在法学理论界,对诱惑侦查应从实体法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对其进行分析亦或是从程序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和规制存在各种不同的见解。倾向于将诱惑侦查问题划归《刑事诉讼法》的范畴,认为诱惑侦查行为应当划归为侦查行为的一种。只有从程序法治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和认识,才能正确掌握诱惑侦查的实质。     

郑和舰队毁掉了大明外贸

1407年九月初二（10月2日），大明国都南京充满了节日般的欢乐。 远航归来的郑和，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当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的面，郑和将其在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等三人献给朝廷。明成祖朱棣下令即刻处斩，“诸夷闻之震慑，日：‘真天威也。吾曹安意内向矣’”（《东西洋考》）。     

格物致知:一种方法论的知识——以食物为例兼说叶舒宪的四重证据法

“格物致知”是中国学问传统(知识)中问学(求知)的方法论表率.而在“抽象”成为人类思维的一种认知霸权后,“格物”的认知方式已经与人类渐行渐远.从认知角度而言,“物”始终存在于人的视野中,成为“人类”(human)审视和认知自我(self)的“镜像”(mirror-imago).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可以说是以“物”为“标本”的研究,不仅体现着人类独具特色的“文化叙事”,也包含着“制造”的因素.“品尝民族志”研究范式的提出,是对传统“六经注我”式民族志研究范式的挑战；而我国的饮食传统中的“格”(度量)是更接近于宇宙观之方法论问题.近年来叶舒宪教授在践行“格物致知”问学方式后提出的四重证据法,既是其学问之问学的整体性方法论的归纳,也是其对表述范式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体现了当下人文社会科学所出现的新学科整合态势.     

宪法监督权的刑事法界限探析

宪法第41条规定"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刑法中诽谤罪"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名誉的行为"作为部门法的具体限定之一;真实性证明作为处罚阻却事由的性质,公民宪法监督言论的范围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宪法监督言论的刑事入罪标准应当区别一般言论的刑事入罪标准;宪法监督权的言论属于刑法中的"允许的危险",行为人履行一定的义务作为前提,应当排除宪法监督言论的刑事有责性。     

公开“历史信息”的规范边界——基于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的解读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前形成的信息是历史信息,其公开与否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无涉。政府信息公开意义下的历史信息,排除了档案信息的适用。狭义的历史信息包括"内部历史信息"和"外部历史信息",前者一般不属于政府信息,而后者又可以区分为"本届政府历史信息"与"往届政府历史信息"。其中,"本届政府历史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往届政府历史信息"则视其是否"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而定。即使历史信息在规范意义上属于政府信息,其公开仍会受到秘密和隐私等实体性事由的阻却,但对于可分割的历史信息,可以运用区分技术予以部分公开。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情形下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认定

商标权与外观设计专利权产生于同一客体之上因而发生冲突的现象时常发生。实践中，对在后取得的专利权能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这一问题存在不同认识。本文指出解决权利冲突下假冒注册商标罪认定难的问题，需要实现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一体化设置。     

两型农业生产体系桥接的前置条件及其抗阻因素

两型农业生产体系为现代农业高级阶段新命题。实现两型农业生产体系目标,需一定的前置环境条件。落后生产方式的内源缺环,传统经营观念的生态缺乏,科技体系的匹配缺失,政策制度的＂政府失灵＂,成为两型农业生产体系政略抗阻因素。应大力发展循环农业,提高农民经营素质,构建两型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