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问题

正译者按:翻译这篇近一个世纪前的论文,意在帮助认识我国法律规定的适用法院地法识别涉外民事关系的不足。2010年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8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根据法院地法定性(识别)。那么对于本国法没有规定的外国法律现象,比如同性婚姻,应当如何识别呢?"法院地法识别说"的不足,国内学界早有认识。也有文章合理地指出,应当采纳"法院地冲突法识别说"校正"法院地实体法识别说"。〔1〕按此理论,冲突法所称的"婚姻"与实体法所称的"婚姻"应属不同规范层面的概念。     

数字经济领域投资潮涌与产能过剩机制:共享单车案例

近年来,数字经济领域如同传统上游行业,出现了人造风口引领的投资潮涌与产能过剩现象,其中又以共享单车行业最为典型。产能过剩引发经济波动、资源浪费、人才虹吸、企业僵尸化,不利于创新创业,还造成了公共管理难题。共享单车的过度投资较之传统行业有新特点:政府不当包容实施变相补贴,中央支持挤压了地方的施策空间,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操控下的羊群效应,以高估值套现为目标的投机驱动,还包括康采恩结构中结合金融资本的互联网巨头,导致初创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其间政府应该在场并节制资本,提供有效监管、信息供给、价值引领和必要的再分配,以破除康采恩预算软约束、预防投资潮涌。     

论网络侵权管辖中的挑选法院——以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5条的理解适用为中心

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5条首次就信息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作出规定,加之一般地域管辖的被告住所地标准,当事人可在多个管辖联结点中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法院进行诉讼。相关民事裁定中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管辖联结点,法院对此态度不一。网络侵权管辖中的挑选法院具有合理性,滥用才会产生不良影响。应正确理解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并对后者进行限缩性解释,防止一方当事人"过分"挑选法院,并将挑选法院限制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     

论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委派人员”的适度限缩——兼评《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

在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委派人员"虽然有所限缩,但也有不当扩张。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以及刑罚的科学配置形势下,需要对"国家委派人员"作限制解释。在具体的认定中,委派的主体必须能够代表国家意志;对委派的"组织"理解不能突破《刑法》第93条"四个主体"规定;应从"企业性质、资格授权"中把握主体特征;应将"国家委派人员"限定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范围内。     

张謇精神密码:空间正义、在地化发展、社会型企业

张謇的经营特点是“土产土销”,即县域经济综合一体化,构建本地化内循环。为了完善本地化综合发展,需要营造好的经营环境,企业就一定会开展社会建设和体现“空间正义”的综合性开发。张謇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重构县域经济综合发展的制度基础,而这种在地化的发展经验,也为今天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提供了注脚。     

论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管辖权

仲裁是国际商事交往中常见的纠纷解决机制.由于仲裁支持当事人自由选择仲裁地、仲裁程序法和仲裁实用的准据法,并且仲裁通常实行一裁终局,其便利、迅捷和自由的实施方式受到各国当事人的青睬.但也是由于仲裁的一裁终局,使受到不利裁决的一方往往想方设法寻求救济.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最主要救济仍然是司法程序,即法院的司法监督.本文拟对法院拥有的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管辖权进行梳理,并对我国目前的制度提出改进的建议.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以历史书写为例,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族史/国史重构的主线是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在地化”路径;其背后则是更突出的是“去俄罗化”取向,以清除昔日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的记忆;加大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史的书写和教学的“国际化”导向同样是为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身为独立行为体的事实.以政治空间的变迁为例,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以及中亚其他城市空间的变化都是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内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新教育体系的转移,国际教育的拓展成为清除旧体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更加注重本土资源的外部依赖所在.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整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目前,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塑造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曾经共属一个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新独立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以欧盟为样本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在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     

两岸四地警务合作情报体系构建探讨

国际以及区域警务合作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情报合作的重要和基础作用,我国两岸四地间的区际警务合作也同样如此。"情报主导警务"战略的实施以及以"金盾工程"为基础的"大情报体系"的建立,为推动两岸四地情报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成为进一步深化两岸四地警务合作的良好契机。两岸四地警务合作情报体系的构建尚须解决主体不一、情报信息系统化以及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诸多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基础导向作用。     

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的金融支持

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和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健全和金融服务的完善.要大力推进金融改革,为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支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