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立法 彰显法为民立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开门立法举措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一是将已进行三审的物权法草案没有进行表决，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二是发布公告，就个人所得税法修改过程中涉及的起征点举行听证会。立法听证在全国人大立法尚属首次，堪称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价格听证困境的解决之道

价格听证在当下我国的制度实践令人堪忧,公众对价格听证认同感的日益下降便是其尴尬处境的真实写照。为了从根本上摆脱价格听证的困境,必须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通过弱化政府的主导权和坚持类型化的方式产生听证代表,确保代表的民意基础和专业技能;二是通过科学配置听证申请人、听证会代表和听证组织者的权利义务,努力消弭价格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三是通过引入行政案卷排他规则,明确价格听证笔录对价格决策机关的法律拘束力。     

行政程序价值冲突及行政听证范围的确定

行政程序价值可分为工具性价值和程序性价值,行政程序价值间的冲突影响着行政听证范围的确定。扩大行政听证范围必须协调好行政程序价值间的冲突,树立两个“最低限度满足标准”,建立行政程序违法诉讼奖励制度,扩大行政程序违法责任的种类,采取多种听证形式相结合。     

九成民办高校建立起党组织

潜规则是相对于“明”或“显”规则而言的．它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是一些人私下遵守、心知肚明的官场陋规，是换届工作中的巨大隐患。其危害有三：一是软化约束。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表面上高喊要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可暗地里，凡向他进贡的干部都被安排当上了书记、局长等。在马德一类人那里。“任人唯贤”敌不过“任人唯钱”这一潜规则，致使党的干部政策成了一纸空文。     

政府雇员制：“双刃剑”能否激活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

政府雇员制产生的动因:一是建立“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需要;二是满足政府职能动态发展的需要;三是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在我国雇员制有三种模式:即吉林模式、珠海模式和深圳模式。这三种模式对中国公务员制度产生了冲击:首先,它突破公务员的永业制与稳定性,增强了政府雇佣关系的弹性;其次,改变公务员管理的“规则控制”,实现了工作考评的“结果取向”;再次,它改变了公务员的“通才性质”,实现了“技术精英”管理。若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监管和行政体制改革配套而行,“政府雇员制”可能呈现“双刃剑”效应,积极作用与负面效应同时并存。因此,在推行“政府雇员制”时应着力解决:制度创新与制度连续性问题;政府职位“公共性”与雇员“自利性”结合的问题;政府与雇员双方与权利规范问题等。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我国立法冲突浅析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国内立法数量日益增多。立法冲突现象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     

试论美国公司法向民主化和自由化方向的历史性演变

美国公司法在建国后约一百年的时间里从特许制走向了一般公司法 ,从视公司为人造之物转而承认它为自然实体 ,并在 19世纪和 2 0世纪之交经历了各州“竞相降低门槛”所做的修改 ,终于完成了向民主化和自由化方向的历史性演变。这一演变是美国公司历史作用发生变化的产物。它不仅奠定了现代美国公司法的基础 ,而且适应了现代大企业崛起和管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在政府干预日益加强的今天仍然为美国公司的活动留下了十分广阔的法律空间。     

关于行政听证权的几点分析

听证制度是我国从西方国家的行政程序中借鉴过来的一种制度,本文主要就听证程序的法律渊源和适用范围进行了分析。     

澳大利亚《信息技术证据管理指引》述评

在实行诉讼对抗制的国家，人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使信息技术证据成为保护企业利益的一种工具：(1)起诉，包括刑事诉讼；(2)法庭辩护；(3)为规则制定者和企业作出重要决策提供依据。然而，对于什么样的信息技术证据具有可采信性，人们仍有质疑。计算机法学正是研究如何确定、保存、分析及如何提交数字证据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尽管传统上计算机法学被认为是一门滞后的学科，但是澳大利亚《信息技术证据管理指引》还是前瞻性地规定了能使电子证据效力最大化的系统生存周期的一些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