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考量及限度：司法公信力生成中的陪审制度——以公众司法参与为视角

要通过公众司法参与来实现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就需要以新的视角看待当前陪审制这一制度化的公众司法参与的应有价值及其限度。在由封闭性的司法运作向开放性的司法运作转变中,陪审制这一公众司法参与模式可以有效发挥实现实体与程序公正及陪审员与司法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但陪审制在司法运作中具有自我定位不准、与社会公众联系不紧密、缺乏社会的有效认同及无法与法官实现良性互动的缺陷,这又凸显了陪审制在司法公信力生成中的价值限度。     

建立新型人民陪审制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仍然以“1加2”为基本模式，未能在增进司法民主、提高司法公信力方面达到预期目的。回顾世界范围内陪审制改革的历史路径可以发现，在我国现行诉讼体制下，建立新型人民陪审制，大幅度增加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数量，从而提高其独立性和影响力是解决“陪而不审”症结的可行途径。     

陪审制与法官审判之博弈

误读陪审员制度下的法官与盲目主张司法民主化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事实上，司法的专业化、职业化并不意味着裁判活动的官僚化、机械化和封闭化；同时认为司法的专业化、职业化意味着职业法官摒弃社会良知、普遍正义去裁判案件，以致无法契合社会对法律的期待的分析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而在陪审员、法官与裁判权威之间，陪审员的缺失并不当然导致判决威信力的减损，而职业法官所做的裁决更易达到对判决权威进行评价的标准。     

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2004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该立法解释的颁布堪称陪审制度在我国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但是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缺陷,我国现有司法制度、司法传统和传统文化也对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可能会限制其发挥应有的功能,甚至使其沦为制度摆设。故笔者对此进行了一番探讨,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思路。     

民愤与刑事司法

法律,国家稳定的基石,法治的根本;民愤,只不过是一种民间情绪而已。从表面上,法律是法律,民愤是民愤,二者似乎毫无关系。但从最近的许霆案,到张金柱案、黄静案、刘涌案、佘祥林案,邱兴华案等案件中可以看到,民愤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民意无意间成了左右审判,铸造冤案的祸因之一,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不怪乎有人质疑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重新审视刑事司法中的民愤似乎显得尤为重要。     

人民陪审制的理念与发展

如果说诉权含有让人民拥有接近法院的权利的意思,那么陪审制度就如同托克维尔讲述的那样,“第一,它作为司法制度而存在;第二,它作为政治制度而起作用。作为人民主权的表现形式之一的陪审团被视为政治机构,而作为使人民实施统治的最有力手段的陪审制度,也是使人民学习统治最有效     

陪审制民主功能之质疑

我国司法理论对陪审制度的存废一直存在激烈的对立观点。支持者多是从陪审制在司法民主上的意义入手，认为作为普通公民参与司法的重要形式，陪审制充分反映了司法的民主性，是现代政治民主在司法领域的要求，“虽然世界各国的陪审制度不尽相同，但是其都被认为是公民参与审判活动的一种有效方式，是在司法决策过程中防     

陪审制之法文化依据及价值质疑

多数学者认为,陪审制吸收普通民众参与庭审,其目的是实现司法民主,保障审判机关正确实施法律。然而,陪审制源于"人性恶"为基础的法治思想,与"人性善"为基础传统法文化有着根源上的冲突,另外,陪审制在我国严密的监督制度框架下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且与司法民主并无实质上的关联,因而,其价值是值得商榷的。     

浅议陪审制的政治角色

陪审制是英美法系中具有特色的法律制度,在历史上,陪审制作为一种民主的象征而被广泛采用,是抵御非正义的堡垒和与自由民主相称的一种制度.因而,陪审制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扮演的政治角色要比司法角色更为重要.评价陪审制需从其历史发展着手,回顾不同阶段陪审制的发展及其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在此基础上探讨在现代政治体制中陪审制所体现的政治价值.     

对科学证据的反思--以程序为视角的关照

科学证据就是借助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发现和揭示出来的各种事实材料,其内涵是科学原理和技术的证明性,其外延则由于法律对科学知识的确认而表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因此,科学证据具有科学性、开放性和证明过程的复杂性的特征。证据法学应该放在程序法学中加以关照和认识,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和对抗制同科学证据的适应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科学证据与诉讼程序之间关系的集中反映。以程序的视角规范科学证据包括审前证据规则的设置和审判过程中对于科学证据规则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