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的产生与文化背景的关系

隐喻不仅是语言内部的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隐喻概念体系根植于人们的生活经验,萌发于社会文化的沃土中.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些经验和思维是共性的,即相同的喻体反映相同的文化隐喻;而更多的经验和认识则因文化不同而相异,即相同的喻体反映不同的文化隐喻,不同的喻体反映相同的文化隐喻,不同的喻体反映不同的文化隐喻.     

一座精神堡垒 两种小说形式——《小世界》与《围城》之比较

《围城》和《小世界》分别是钱钟书和戴维·洛奇的学者小说代表作。本文对两部作品的主题、题材、结构和叙述视角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小世界》之所以被称为“西方的《围城》”之原因，说明题材和主题相似的小说，由于小说形式的差异，在风格上形成了传统与后现代的分野     

哲学的诗化征程

自19世纪末期开始,以至包括整个20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诗化哲学的潮流.尼采以非理性主义为引导,把哲学第一次牵入诗的领域;海德格尔则用诗来澄明存在,在存在-思想-语言的逻辑延续中寻求到了诗的位置;德里达更是通过对隐喻的阐释,使哲学和诗学圆融贯通.诗化哲学进程是在对传统哲学的否定中而展开的,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引起了哲学及其表征方式的变革.     

空间隐喻的共性与个性

空间隐喻是隐喻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人类对物理空间的经验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空间隐喻具有许多共性。同时,由于各民族认知模式的不同以及文化属性的差异,空间概念在隐喻性地构筑其它概念方面又存在一些跨语言的差异。本文以俄英汉语的部分例句为例,对空间隐喻的共性与个性进行了研究。     

新读书无用论致功利化阅读泛滥

又到读书日。所有专门设置一个具有纪念意味的日期的东西,基本都类似隐喻式的提示：因为难能可贵,所以你应该记得!读书也一样。2012年,中国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而北欧国家国民每年读书高达24本,这数字令人沮丧。与数字同样萧条的是实体书店的崩溃式退场,似乎从侧面佐证了国人不爱读书的懒散习性。国人不爱读书的理论可随意列举无数个事实来说明。放眼国内任何城市,林立的永远是商场饭店、洗浴按摩等享受型商业业态,而书店始终清高地偏居于城市一隅;     

《聊斋志异》异类婚恋故事的空间叙事

异类婚恋故事是《聊斋》中的一大故事类型,其空间叙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具有典型性:空间明显呈现类型化特点,反映华夏农耕民族的思维和经验特点以及民俗信仰。空间与人物身份属性紧密联系,通过陪衬或结构性对立来帮助塑造人物形象;且空间的发展往往是叙事时间的停顿,空间的停顿则是叙事时间的发展。空间在《聊斋》中有强烈的道德隐喻和象征性,并以考验特质展现出来,即空间具有诱惑性、惩罚性和奖励性,《聊斋》空间的隐喻性及其原因分析表明,中国文学的空间叙事研究与西方空间叙事学既有相通之处,更有独特性,代表了中国文学中道德隐喻至上的特点。     

法律背后的文化隐喻——漫谈动物保护立法与监狱设施建设

中国法治之难,在于公众对于法治没有形成普遍的信仰。正如法谚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但法治信仰的文化如同土壤的改良,是一个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过程。制度建构与法律文化熏陶着这一问题的两面,何者应先行,似乎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制度根植于文化之上,法治能否得到较好的运行,取决于民众对于法治的信仰程度。但是,一项好的制度的建构与运行,对于文化土壤的形成,也有着积极的作用。正如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有经验的农民,选择的往往是先栽种一些绿肥或豆科植物。法律文化的形成亦如是。     

优选模式下的隐喻习得研究

基于生成语法和优选理论的语言习得的不同理解，优选理论对语言的习得研究呈现出其特有的优势。以汉语隐喻习得为案例，在优选论的竞选表下我们可以看到限制级之间的竞选机制和重新排位过程，并总结出优选模式下的中国儿童隐喻习得的三个特征。     

试论神话隐喻与汉民族的保守思维模式

把神话尤其是中国的创世神话作为隐喻进行解读,在这样的阐释方式下,可以看到先民在对现实世界的成熟表达的同时,也附带了一种相对保守性的思维模式并比较明显的体现在我们的民族语言表达。     

诠释学视域中的隐喻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学界对隐喻的研究就没有中断过,他们将隐喻视作种、属之间的"范畴越界",这既确定了西方隐喻史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传统修辞学的衰亡遗埋下隐患。法国著名诠释学家保罗.利科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探讨隐喻问题。尤其是《活的隐喻》一书,在语词和话语等实体方面对隐喻进行了一种渐进的、彻底的考察,认为隐喻不仅提供新的语义,更为重要的是,隐喻具有本体论价值。利科走出了一条隐喻研究的新路。本文选取能彰显利科隐喻特色的两个术语进行评述,进而探讨其隐喻理论的意义与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