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唯GDP论英雄”时代——不以GDP论英雄须淡化GDP

GDP,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物,从1985年开始,一路走来,承载了诸多的是非与无奈。 客观上说,GDP只是衡量一国、一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过去数十年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的GDP增速,不仅使我们创造了世界眼中的中国奇迹,而且对于现今的中国,GDP也自有其深远意义。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把GDP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盲目...     

“幸福指数”要让群众“信服”

近年来,在告别GDP崇拜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纷纷把＂幸福指数＂纳入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中。GDP是衡量国富的标准,但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考核＂幸福指数＂,既是对官员考核机制和形式的创新,     

隐性层级：解释中国科层激励的一个组织视角

以晋升为核心的科层激励依托组织的层级设计。中国的政府组织采用的是一种简约的组织架构,但层级简约也会产生晋升阶梯稀缺的激励困境。因此,在制度化的组织架构之外,存在着一种组织层级再生产的力量,用嵌套于正式层级中的隐性层级化解简约层级激励不足的困境。隐性层级的形成依托组织维度的权力运行与个人心理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个体经验一致性叠加的组织现象。大国治理中的党政关系、条块关系、资源差异等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为隐性层级的形成提供组织支持。从激励维度看,隐性层级的有效性源自其具有的即时灵活性激励,它通过改变激励频率与激励范围的方式增加组织的整体激励效能。     

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通过对政府本身利益的分析,论文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各个行政主体间由于利益不协调的一些表现,通过博弈论分析了利益不协调的原因,进而提出通过改革区域财税体制、改革区域利益分配机制、改革区域政绩评价考核机制、建立跨区域的利益协调机制的路径选择.     

中部地区乡村债务问题调查分析

在对中部地区三省三县六乡镇六村的乡村债务情况进行实证调查后,得出当前这些乡村的债务风险较高的结论。究其原因,有因乡镇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滋生的巨额债务,有“压力型”政府体制下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为完成各级任务而四处债款,以及为提高政绩而不负责任地大肆举债等。解决乡镇债务问题,一是要有效地化解已有债务,二是要防止产生新债务。     

政绩意识需与民众需求接轨

《新民晚报》2012年7月26日刊登秦丹的文章：根据规划，今年年内，上海市将在300余处主要公共场所实现无线局域网（WLAN）全覆盖，并按照统一公共服务要求为公众提供2小时免费服务。至2013年底，全市450处主要公共场所将实现无线局域网（WLAN）全覆盖，成为国内无线局域网（WLAN）覆盖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法治文化视域下高校腐败探析

文化决定法治,高校腐败治理措施需要从法治文化的高度来探寻路径.防治高校腐败不仅需要从完善制度建设、监督体系和民主参与等显性法治文化的角度入手,更需要隐性法治文化的培育,进而确立高校师生对法治的信仰.通过显性法治文化和隐性法治文化两方面有机融合,使高校腐败被彻底消除.     

公共事

针对中央巡视组指出的“干部兼职过多”问题，一些省份近期相继晒出清理成绩单，其中，湖南清理在社会组织兼职的领导干部4332人，新疆清理983人，山西清理处级以上干部544人。调查显示，“两栖干部”大多集中于建筑、医卫文体、珠宝、安全监管等领域的行业协会、商会等，多为延展自己的影响力和待遇。必须加速此类社团组织的“去行政化”进程，以免其沦为不当利益的“输送带”、隐性腐败的“避风港”。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强力推进下的市场化改革。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政绩考核制度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但是,政绩考核制度安排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的落实。好的政绩考核制度可以将政绩考核导向生态文明建设轨道,坏的政绩考核制度可以将政绩考核导向破坏生态文明的轨道。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看,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政绩考核制度必须进行三次改革。     

政绩考核考“幸福指数”

近日，河南平顶山尝试将居民“幸福指数”纳入干部考核体系，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究竟何为幸福指数？其意义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