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教诲,何种方式?——对孔子及《论语》的一种哲学解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施特劳斯通过揭示隐藏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写作方式问题,展开了对古典哲人及其哲学的双重理解和深入阐释,并将此视为理解古典哲人和阅读古典哲学的重要原则。参考并借鉴其隐显二重说的解经原则来理解孔子与《论语》,在于提供一种比较视域下的观照与反思,重新审视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下,何以只有一种显白教诲的孔子及其学说,在后世被不断而又不可避免地以隐微教诲的方式予以解读和阐释。同时指出,只有回归到作为古代哲人安身立命与济世化民的生活方式那里,并将孔子弟子纳入与孔子一致的文化传统的视野,才能获知孔子本人做出的真实教诲及其意图,并以此真正理解作为哲人的孔子及有双重教诲性质的《论语》。     

刑事诉讼中的拒证制度研究

本文评介了拒证制度的历史沿革,指出拒证制度是中西共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及在我国证据法则修订和完善之际确立刑事诉讼中的拒证制度的必要性。并对我国拒证制度的构建进行了初步设想,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确立拒证制度：律师的拒绝作证权、拒绝自证其罪、近亲属的拒证权。     

急性犬瘟热伴发寄生性肠炎的病理形态学观察

为从病理学方面调查急性犬瘟热与寄生性肠炎的关系,通过免疫组织化学、苏木精伊红和过碘酸雪夫氏染色等方法,对12例急性犬瘟热伴发腹泻的病例进行了病理组织学研究。结果表明,6例腹泻主要是由球虫引起的,2例由隐孢子虫所致。犬球虫主要存在于病犬的空肠和回肠黏膜的上皮细胞内,在脱落的肠上皮细胞和被破坏的肠绒毛所形成的黏液内,也能检出大量的球虫。最常见的球虫形态为滋养体和裂殖体,滋养体多位于上皮细胞内或细胞间,断面呈不整圆形,核位于中央,被苏木精深染,原生质淡染呈细网状,质膜明显;裂殖体多呈不整圆形,内有香蕉状的裂殖子,位于变性的肠上皮细胞内,含有较多的糖原颗粒,用过碘酸雪夫氏染色时呈红色。隐孢子虫主要位于肠上皮细胞和肠腺上皮细胞的纹状缘,引起微绒毛破坏和细胞脱落。用抗犬瘟热病毒核衣壳蛋白单抗染色检查,小肠黏膜上皮细胞、隐窝的腺上皮细胞、浸润在肠黏膜固有层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集合淋巴结的树突状细胞均呈强阳性反应。据此认为急性犬瘟热的寄生性腹泻是在犬瘟热病毒引起肠黏膜抵抗力降低的基础上发生的。     

牛隐孢子虫和隐孢子虫病的研究进展

从牛隐孢子虫病的病原分类、内生发育史、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流行病学特点、诊断、防治等几方面阐述了牛隐孢子虫和隐孢子虫病的研究现状,总结了前人对牛隐孢子虫3个有效种的生物学特性研究的结果,为进一步了解牛隐孢子虫病的流行病学及有效防制该病提供了参考。     

十年隐默的鲁迅——论鲁迅的"第一次绝望"

鲁迅的第一次绝望由留学时期弃医从文计划的挫折,到北京绍兴会馆时期达到顶点,延续了近十年.巡检鲁迅这十年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可以看到,鲁迅的第一次绝望起于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和对民众可启蒙性的绝望,这一绝望随着国内政相的恶化愈加严重.后在钱玄同的劝说下,鲁迅通过把希望放到未来的"可有"之上暂时中止了这次绝望,带着急迫的危机意识开始了第二次启蒙.     

文明的耻辱——《该隐的记号》主题思想论

本文运用苏珊·郎格的艺术符号论对《该隐的记号》的主题思想进行分析，通过对作品的表层、中介层和深层意义的探究，指出《该隐的记号》是现代文明的耻辱。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重构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礼治主义的产物,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也有其合理性.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人性关怀,增加了人的安全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有必要通过界定亲亲相隐制度的性质、行为方式等内容,以重新构建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     

建立全国失踪人口管理机制，及时发现和串并系列杀人隐案

在失踪人口被害的案件中，被害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系列)杀人隐案越来越多。失踪人口被害的系列杀人隐案的串并主要依靠“软件”串并法，失踪人口的自身特征和整个失踪过程的各个特征要素是进行串并案分析的重要依据。建立失踪人口管理机制，是及时发现和串并系列杀人隐案的重要手段。失踪人口管理机制的信息内容必须完整、准确，失踪人口信息的填报必须及时、规范。失踪人口的信息录入和管理应由治安部门负责，完整的失踪人口信息可以由治安部门、刑侦部门甚至其他部门多警种共享。就刑侦部门而言，失踪人口信息系统应作为杀人案件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一并运行。     

“亲亲相隐”与我国证人作证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至今对我国证人作证制度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一方面梳理“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渊源,并且从立法背景分析该制度,另一方面,分析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发展及立法背景,试图分析出这两制度的契合.     

以“亲亲相隐”促进社会主义良法之治

亲亲相隐制度来源于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延续千年的法律制度;良法之治源自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观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追求。尝试探讨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与现代良法之治的结合,以亲亲相隐来完善和促进良法之治。同时应摒弃亲亲相隐的封建色彩,让良法之治赋予其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