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犯罪的“非对称侦查”

随着网络越来越普及,网络犯罪也以几何倍数增长。目前我国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面临困境:一方面是犯罪主体反侦查能力增强,导致侦查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是侦查机关自身的侦查能力不足,导致对网络犯罪打击不力。侦查能力与反侦查能力的此消彼长呼吁新的侦查模式诞生。网络犯罪的非对称侦查,以建立资源占有上的绝对优势为核心,以整合现有资源配置扬长避短为补强,对网络犯罪实施不容还手的打击,这将大大提高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效率。在整个过程中,信息一体化是构建整个非对称侦查模式的基石。     

改革非对称交易制度恢复股市“晴雨表”功能

自2010年4月以来,股指期货市场和股市现货市场非对称交易制度,是股市下跌的罪魁祸首,导致做空易做多难,股市出现了跌跌不休的行情.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股票证券市场问题,中国A股摆脱了今年元旦后A股开门绿、低点位徘徊的囧境,股市指数在波动中攀上了今年的新高点.但是,当前股市从反弹转向复苏,仍然受到股市现货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的非对称交易制度的威胁,此制度如同高悬于股市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斩断股市反弹行情、A股重新陷入振荡中下行或者低住徘徊,资本市场继续成为猎杀普通百姓财富的丛林,无论是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都如同羊入虎口,有去无回.因此,要完成温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改革股市制度的任务、实现“提振股市信心”、推动股市健康发展,恢复股市宏观经济“晴雨表”功能,当务之急是将股市非对称交易制度改为对称交易制度.     

非对称战争与国际人道法

一、引言 在过去的十年里，“军事事务变革”的观念引起了军事思想家们的注意，“不对称”已成为当前的流行用语。但是，不对称很难表示一种本质上新的行动模式，因为在战争的某些特性方面，     

简析俄欧关系的非对称结构及其发展趋势

俄欧关系作为一对极其重要的大国关系,其发展和演变受制于这一关系本身的内在结构。俄欧关系是建立在制度化框架基础之上的,并且具有结构性非对称特点:角色性质与合作机制、博弈手段及其影响力、关键利益与核心关注以及影响俄欧关系的跨大西洋三边关系都是非对称性的。     

全球化、信息化与高技术背景下的国际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国际化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来的负面现象之一。恐怖主义的“国际”含义在于 :一是目标的国际化 ,二是行动的国际化 ,三是组织系统的国际化。国际恐怖主义手段的日益残暴是借助了电子信息与高技术创造的条件。今后生物、化学、放射、黑客武器都会成为战争手段。弱者可以利用信息与高技术获得袭击强者的有力手段。信息时代教育的普及也为恐怖分子更多地掌握高技术提供了可能。信息社会的传媒和网络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对恐怖主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提升了恐怖主义的国际传播力。     

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

“逆向搭便车”指同盟内实力较强的成员在内部竞争条件下,通过减少防卫投入以刺激较弱成员大幅提高自身防卫支出的现象。美国利用亚太盟友在“自主—安全”交易与非对称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以政策鞭策而非削减盟友防卫支出实现对后者的“逆向搭便车”。冷战结束后,美国亚太同盟因盟主霸权透支与盟友“搭便车”而缺乏凝聚力。当前,在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与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的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重振亚太同盟体系以共同应对所谓挑战。为提高亚太盟友承担责任的能力与意愿,美国着手调整同盟义务,提升同盟军事合作水平;突破“轴辐”结构限制,与亚太盟友共同打造众多“印太”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鼓励亚太盟友发挥各自相对优势,积极参与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基于同盟权力的非对称性,因而对于弥合同盟分歧成效有限。但是即便如此,这些政策和行动依然对中国国家安全与未来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清代亚洲非对称关系的层次与多样性

非对称关系不均匀的本质导致了互动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知觉的差异。尽管双方都在试图“处理”这种非对称关系——强者试图进行主导,而弱者会进行挑战——但大多数非对称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稳定的。这些关系是通过互动来维持的。亚洲非对称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中心性。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域、中国的人口与生产力规模为其典型的非对称对外关系创造了条件,并且中国的中心区域和各地区之间也同样体现出非对称的特点。有清一代,亚洲各国曾彻底臣服于这种非对称关系。在非对称关系中存在三种标准,即对抗的双方能力差距悬殊、角色无法调换、无法消灭对方。清朝传统非对称关系的根基最后被摧毁,很大的原因是来自其内部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在当今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崛起”（peacefulleapforward）则引发了关于中国传统治理与外交方式新地位的问题。     

非对称软制衡:理论构建及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中国崛起是21世纪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国内外学界对此进行了丰富且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为何原本选择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国家(政府),会因其国内非国家行为体对中国实力和行为的认知变化,转而对中国表现出制衡倾向并采取抵制行动.为何非国家行为体带有民粹主义特色的民族主义认知能够致使两国双边关系急剧恶化.为此,文章改变了传统的以国家权力政治为核心的单一互动制衡,以非国家行为体制衡的主观能动性为自变量、以所在国政府跟随响应度为中介变量,构建由非国家行为体发起、通过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复合互动,因观念(认知)差异而导致的非对称软制衡理论,并选取五个典型案例加以验证.     

非对称同盟内部矛盾与美菲关系的转折——以菲律宾对美国政策变化为主线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调整及美菲在南海问题中的互动,进一步分析上述三个层面影响要素的解释能力,指出美菲关系在克服这些矛盾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此类同盟内部矛盾得以缓和与化解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