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法法典化刍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法治建设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立法模式的碎片化导致出现立法冗余、“多龙治水”状况,冲突解决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不同法律规范对同一事项出现规范重叠、矛盾抵牾情形,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导致出现权力滥用、贪污腐败现象等。通过比较、分析和借鉴其他国家环境治理的经验可知,环境法法典化是解题之匙。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编纂环境法典列入立法工作计划,环境法法典化的理论条件和实际条件已经成熟。本文认为,按下环境法法典化“快捷键”的关键在于做到“三个明确”,即明确环境权的宪法地位,明确环境法典的立法思想,明确环境法法典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商事领域“非吸”犯罪案件的审查认定

在商事领域中,“非吸”犯罪常以合法经营形式存在,其大量吸收社会公众资金,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实难防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列举了多种以开展正常商事活动名义实施的非法集资犯罪行为模式,并指出该类犯罪的实质审查要件为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及社会性。审查该类案件,除了要准确把握涉案行为的性质,做好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还要处理好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区分、主从犯认定、犯罪数额认定及退赃退赔行为对量刑的影响等问题。     

俄罗斯公司的非一元独任执行机关——立法与实践问题研究

通过对非一元独任执行机关的法律构造展开讨论,以商公司为例就如下相关前沿问题进行研究：非一元独任执行机关的模式、多经理间的权能分配、超越所授权能限度的后果,共同或单独行使权能的多位经理的任命、其权能终止特征与对商公司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可以得出结论：在非一元独任执行机关的活动中所存在的缺点,有些能够得到克服,而有些则需要通过对立法进行变更来得到抑制与完善。     

劳动法法典化的三重困境

当代中国已步入法典化时代,劳动法法典化亦大势所趋。劳动法法典化是对劳动法体系化和典章化的最高追求,但在较为宏观和中观的层面上面临着三大困境,即路径选择之困、稳定性与灵活性协调之困、边缘和新兴问题处置之困。这三重困境需要在考量必要、可能和可行的前提下寻求破解之道和可选方案。比较而言,先部分后整体的循序渐进的体系化路径更具有现实可行性;消解法典的过度稳定而适度体现灵活性可采用相关政策的适度运用、基本概念和原则的再造入典、解释论的宽松适用、单行法的适时再登场、法典修正的适时启动等途径促其实现;所谓的边缘和新兴问题处置主要是对退休、社保和平台用工等问题正确加以对待与处置的问题。只有跨越和突破这三重困境,才能有效推进劳动法法典化的伟大工程,成功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和体现时代精神的劳动法典。     

多边环境条约对世界银行的约束力研究

虽然世界银行批准融资项目以不违反借款国所参加的多边环境条约为必要条件之一,但由于世界银行并非任何多边环境条约的缔约方,那么多边环境条约是否对世界银行具有约束力呢?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作为多边环境条约的第三方,世界银行不受其约束;世界银行贷款协定的法律适用条款的缺失,则表明多边环境条约不能自动对世界银行产生约束力。不过以保护国际环境为己任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对世界银行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即使借款国为公约非缔约方。世界银行也一直秉承其宗旨,履行其保护国际环境的国际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履行多边环境条约上的义务。     

人民自决权的主体范围

有关人民自决权的国际条约和其他国际文书均规定或表明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在现代国际法上,自决权是国际社会所有人民的权利,即所有主权国家的人民和所有其他领土上的人民的权利。具体说,人民自决权的主体范围包括殖民地人民、外国占领或统治下的人民、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和少数者人民这四种类型。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自决权的主体应当是全国人民。国际法上的自决权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民族。殖民地人民和外国占领下的人民作为人民自决权的主体应当是暂时的或例外的情形,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和少数者人民作为自决权的主体才是长期的和正常的情形。     

我国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制度的解析及完善

本文在介绍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理论与国际实践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我国在承认外国破产裁决上需要面对的问题,并就此提出有关立法完善建议。     

普惠制的法律困境与未来之路

普惠制在GATT/WTO框架内的法律地位由GATT1971年的“豁免决定”和1979年的“授权条款”予以确立。因这两项法律文件缺乏约束性条款且无争端解决办法,为GSP在GATT／WTO框架内的推行所引发的法律争议埋下隐患。“印度诉欧盟关税优惠案”折射出的普惠制法律困境主要有：GSP项目的可诉性、“授权条款”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关系、GSP法律文件中“普遍的”、“非互惠”和“非歧视”要求与发达国家“有差别”、“有条件”地实施GSP间的矛盾。     

猥亵儿童罪的外延探究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犯罪形式从线下不断地扩展到线上,尤其是针对防范意识较弱的儿童来说,犯罪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在网络上猥亵儿童,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猥亵儿童罪中的相关概念模糊,导致司法在适用和认定上困难。本文从以下三个部分探究猥亵儿童罪的外延:第一部分通过对目前猥亵儿童罪的立法理解及司法实践的总结,阐明探究外延的必要性;第二部分重点对猥亵行为(包含"线上引诱")、加重情节及其他恶劣情节进行扩张解释,确定猥亵儿童罪的外延及边缘情况;第三部分是对猥亵儿童罪外延情况的进一步思考。     

自认制度的非约束性对律师执业风险的影响——以2020年《民事证据规定》为切入点

2001年,我国以英美法为参照设立了自认制度。区别于英美法鲜明的当事人主义,我国的自认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2020年对自认制度的新规中,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自认制度的非约束性特征愈加明显,具体表现为适用对象泛化、成立场域扩大化与拘束效力单向化。这一变化,增加了律师执业的风险,对律师的个人素养及办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将详细谈及此次调整中“自认制度”的非约束性特征,以及它将对律师执业,特别是对执业风险的影响,以期帮助律师做好执业风险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