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三个条文的修改建议

在已公布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中,应取消现在的修正案(七)草案第二条第2款的内容,将第二条第2款在刑法第185条之一第2款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对(草案)第四条,继续沿用现在的方式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用两高解释予以帮助.或者在<草案>第四条中增加列举传销形式.对第6条,将该条条文从刑法第253条之一变为第280条之一,列举式增加主体,增加单位犯罪和行为祥态,进一步明确保护对象,并明确本罪可以由过失构成.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在我国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涉及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司法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的价值趋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冲突的权衡.本文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现状及其构想做简要的论述和探讨.     

刑讯逼供的对策分析

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采取肉刑或变相肉刑的方法逼取口供的行为。我国法律是明确禁止刑讯逼供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刑讯逼供现象却屡禁不止。本文根据其现阶段存在的原因及危害,从程序保障的层面来阐述对如何遏制刑讯逼供的几点思考。     

运输毒品罪的法律辨析

运输毒品的行为往往是其他毒品犯罪的辅助行为,运输毒品罪往往与其他毒品犯罪交叉和竞合。为了更准确地定罪,必须认识到运输行为的本质是：在国（边）境内,转移明知的毒品的地理位置。对于该罪的既未遂形态,应当根据运输方式的不同分别认定;与转移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区别必须依赖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运输毒品罪与走私毒品罪的根本区别在于移动毒品的地理位置的不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现状与构建

在刑事诉讼中排除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是诉讼程序民主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我国对此却没有在立法层面体现,在实践中对非法证据也是很少排除。我国应借鉴美、德等国有益的做法,建构起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正当程序或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性条款,对非法言词、实物、衍生、侦查陷阱证据依法排除。     

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法理思考

毒树之果是以非法行为作为条件或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得到的其他证据。其证据能力问题实质上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价值取舍的问题。毒树之果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界趋向否定其证据能力。对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全盘否定不符合我国的法治文化传统和司法现状,我国立法应以排除为一般性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况的毒树之果进行限制性肯定。     

对“非法同居”一词的异议

“非法同居”一词是人民法院在审理婚姻关系纠纷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法律术语,它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狭义的“非法同居”是指无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便共同居住生活。按有关司法解释,狭义的“非法同居”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男女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如未达法定婚龄,或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二是双方符合法定结婚条件,只是未履行结婚登记。后一种情况在1994年2月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生效前被视为事实婚姻。广义的“非法同居”系指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同居行为。这一含义表明有配偶的当事人同第三人同居（通常称“姘居”）也属非法同居。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定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件》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视为夫妻感情破裂：（8）、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不悔改的,说明司法解释已将婚外同居视为非法同居,通常情况下所指的非法同居主要指其狭义上的概念。     

非法行医政人死亡案例特点及法医学鉴定

非法行医一直是我国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但目前非法行医仍不少见,并时常有致人死亡的案件发生。本文收集我系十多年来经检验鉴定的２０例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案例,总结分析其死因和特点,并探讨这类案件的法医学检验和鉴定。１材料和方法收集我系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受委托检验鉴定的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案件２０例。死者尸体经系统的病理解剖和组织学检验,并进行相关的毒物分析和药品检验。将这些材料按性别、年龄、生前疾病、诊治措施、死亡原因及寻求非法行医者诊治的原因进行分类整理,并加以总结分析。…     

试论非法行医案的法医学鉴定

本文结合部分非法行医典型案例讨论该类案件的法医学鉴定问题 ,对于非法行医造成人身健康受到损害的程度如何界定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作者认为应以刑法为基础 ,参照《人体轻微伤的鉴定》、《人体轻伤鉴定标准 (试行 )》和《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作为主要依据 ,并考虑非法行医行为在这类案件中的参与程度 ,综合鉴定。     

“数据安全法益”命题下虚拟财产犯罪的归责路径重构

我国当下围绕虚拟财产犯罪形成的数据犯罪与财产犯罪认定路径,在前提认知上缺失了对数据犯罪保护法益的考量,进而造成对数据的形式化认识误区;既有关于“数据安全法益”内涵的技术属性解读,无法证成狭义数据犯罪的立法价值,亦无法与传统法益相区分,需要在规范意义上重塑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虚拟财产借助“财产性利益”的抽象表达已成为杂糅数据与财产的高度含混的范畴,应根据数据体现的利益属性进行类型化限缩解释;围绕典型的虚拟财产犯罪,应在承认数据安全法益独立地位的前提下,厘清其罪数形态,摒弃竞合论的主张,同时,在财产犯罪内部证成“转移占有”的行为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