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限缩适用——兼论数据犯罪的法益侵害

数据蕴含的巨大价值引发了非法获取数据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本质上,该问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不法争议的外在表现与必然结果,解决的根源在于梳理获取数据的行为对象与样态,进一步解释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理论界对数据技术属性提供刑法保护以及法益独立化保护的主张,体现了刑法技术化倾向,与法益证成标准及法益理论初衷相悖。妥当的解释路径应当是将数据犯罪的刑法性法益定义为个人法益、公共法益或者国家法益的传统法益,行政法层面数据安全管理秩序法益只能作为先法性法益影响数据犯罪的量刑,以调和刑法保障性与谦抑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此,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适用方案应当是坚持本罪“法益保护传统化”的限缩适用以及“具体危险犯”的妥当适用标准。     

监察案件中法院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

《监察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监察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但是该证据能否作为最后的定案证据还需要看它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现行《监察法》并未对证据的审查制定相关细则,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完善法庭对监察证据的审查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言词证据是监察案件的主要证据形式之一,但在获取言词证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故而需要加强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应当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要建立调查人员出庭制度,重点审查被调查人口供的自愿性。     

涉基因技术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定性为切入点

关于贺某某编辑婴儿事件的刑法定性问题,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非法行医罪等三种观点。非法行医罪的观点得到了司法机关的支持。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对贺某某的涉案行为不宜以这三种犯罪论处。面对基因技术的使用已经引发、可能引发的刑事风险,需要对我国刑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完善,以弥补法律的空白。为了防止滥用基因技术所造成的危害,需要增设妨害基因管理秩序罪;为防止在人体上非法进行基因试验,需要增设非法进行人体试验罪。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刑事非法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刑事非法证据能否进入我国诉讼程序并最终据此定案,取决于我国确立怎样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正确处理好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处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法律传统与现实需要、公正与效率、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等五个方面的关系。     

新形势下的非法集资特点及对策

当前的非法集资呈现出集资手段多样、新颖,侵害对象多元化,涉案数额巨大,犯罪组织严密,跨地区流动作案等特点。非法集资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处理不当后果严重,寻找相应的防治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非法买卖爆炸物罪问题研究

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是指违反法律规定,私自买卖爆炸物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为公民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在司法实践中,为了加大打击涉爆案件力度,正确适用法律,司法机关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但法律不能包罗万象、不能穷尽一切,现有的立法及司法解释存在瑕疵.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对本罪有关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尽快对立法以及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和完善.     

广西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犯罪规律特点和侦防对策

现阶段广西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犯罪活动愈演愈烈 ,发案逐年上升 ,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然而 ,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犯罪活动的隐蔽性 ,使侦察工作增加了极大的困难。不断地完善打击防范对策是公安机关的迫切要求。     

车臣，俄罗斯难于卸下的“包袱”

随着千裕年钟声的敲响,俄罗斯在车臣剿灭非法武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终于告一段落。残余的车臣非法武装和恐怖主义分子被赶出了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进入山区。然而,以巴萨耶夫为首的恐怖分子是否甘心他们的失败？车臣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彻底解决？是否会导致国际化？车臣战火是否会死灰复燃？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车臣同题的由未车臣是俄罗斯联邦ZI个共和国之一。车臣位于高加索山脉北部,南与格鲁吉亚隔山相望,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相邻,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为12o多万。车臣于1859年并入俄罗斯。…     

我国公民非法出入境的形态、特征及防治

非法出入境的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声誉和国际形象,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危害。目前对非法出入境的治理认识不足,基础工作薄弱,预防打击不力,各有关部门权责不明,尚未形成有效合力。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治理机制,加强内外合作,有效治理和打击非法出入境犯罪活动。     

论非法利用个人信息行为入罪

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形势愈加严峻,我国刑法目前对其所设置的"外围式立法"模式面对这一形势出现了一定的刑法漏洞,罪名无法涵盖非法利用个人信息行为,特别是其中"合法获取、不当利用"的模式为犯罪分子提供可趁之机.因此,出于非法利用个人信息行为对法益侵害的严重性、其行为模式的独立性以及民行层面的力所不逮,应当将其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