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刑法第339条的矛盾与解决办法

新刑法第339条,由于存在立法上的矛盾,司法实践中很难予以操作.随着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开始实施之日)的到来,这个问题更显得棘手和突出.为了配合新刑法的实施,便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很有必要研究一下第339条的适用办法.     

证据属性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证据的属性问题在我国证据学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理论。把证据的属性界定清楚是我们研究证据学领域中其它问题的基石。本文就合法性不是证据的本质属性展开分析,进而研究非法证据的排除和排除规则的价值权衡。     

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的未遂形态认定之新视角——由一则真实案例引发的思考

2009年5月12日,被告人张×伙同李×（另案处理）,在北京市宣武区国华商场门前从其携带的皮箱中取出＂北京市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专用发票＂55份（经鉴定均为伪造的发票）,并以每份100元人民币的价格向刘×非法出售。     

试析刑事再审证据的审查运用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刑事诉讼也不例外,刑事再审更是如此。对于我国现行的刑事再审制度各方多有诟病,其症结在于没有很好地解决证据的运用问题,已至于频繁地因证据问题而启动再审。要科学规范明确再审程序中举证主体、举证责任,证据要件,非法证据的排除,新的证据的范围,证据效力确认等问题,从而减     

浅议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

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均在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详细规定刑事程序中涉及人权保障的证据规范,如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或自白任意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这些规范也许在具体的案件中会阻碍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但是却因代表了现代诉讼文明发展的趋势而日益得到重视。而我国作为一个提出依法治国的国家,在发展法治的进程中,无可避免面临着如何规范刑事证据的收集、如何排除与合理适用刑事诉讼中出现的非法证据,解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等一系列完善证据制度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我们实际司法工作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刑诉中非法证据的范围、浅析在刑诉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面临的价值冲突以及取向,提出如何合理有效排除与合理适用非法证据的建议。     

论我国环境刑法中空白罪状的立法缺陷——以福海生态园案为例

我国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定,既包含定性的因素又包含定量的因素。从法律条文上看,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多由空白罪状形式加以规定,本文以福海生态园案为例,借以说明空白罪状在环境刑事立法中亟需完善,期待引起刑事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足够重视。     

“钓鱼”须叫停,治本应加强

备受争议的钓鱼执法案件最近引起极度关注,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涉及到非法营运与行政执法问题。本文首先分析非法营运形成原因及负面影响,列举打击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法理法律法规指出钓鱼执法不可取,提出应从源头上根治,加强治本之策。     

查处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犯罪之我见

我国先后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将非法占用农用地和徇私舞弊非法批准征用、占用耕地等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畴。但现实中违法占地、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本文结合广州市番禺区的实际情况,根据该院办案掌握的情况和办案经验,对如何发挥检察职能,查处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犯罪发表了相关见解。     

论非法证据的可采性

非法证据的采用既侵犯人权又破坏程序公正,因此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排除及限制。在认定证据时,各国一般都认为非法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但非法证据也有具有可采性的情况,比如国际普遍认可的非法证据排除的几种例外;违法情节轻微取得的实物证据具有可采性;非法证据在证明其他争议事实时具有的有限可采性。     

关于侦查权司法控制问题的思考

侦查权是一种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特征的特殊的国家权力。目前我国的侦查权司法控制严重欠缺,为了构建合理的侦查权司法控制体系,可以从确立令状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方面进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