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的对策分析

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采取肉刑或变相肉刑的方法逼取口供的行为。我国法律是明确禁止刑讯逼供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刑讯逼供现象却屡禁不止。本文根据其现阶段存在的原因及危害,从程序保障的层面来阐述对如何遏制刑讯逼供的几点思考。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公证探析

修订后的《公司法》根据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新要求,借鉴各国公司立法改革的最新成果,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专章进行了规定,细化了转让程序,完善了转让制度,使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更具可操作性,为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公证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但是,笔者在办证过程中,发现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相关法律问题的规定也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需要加以完善。     

抵押物转让模式比较:利益平衡与制度选择

抵押物转让制度作为物权法体系中抵押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涉及抵押人、抵押权人以及抵押物受让人等利益主体,而且这些主体之间的权利主张往往存在冲突,如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处分权与抵押权人的担保权之间的冲突、抵押权人所享有的抵押权追及效力与抵押物受让人的所有权之间的冲突等。基于抵押物转让的这些冲突,本文以利益平衡与制度选择为导向,首先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抵押物转让模式进行比较,继而对抵押物转让模式的我国法设计及其演进展开述评,在此基础上,再就抵押物转让过程中的利益平衡与制度选择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这些思考对抵押物转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股权转让中的意思自治抑或法律强制

就公司法第72条第4款而言,其条文规定之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之规范,在性质上属于可排除适用的任意性规范,就章程约定禁止转让条款而言,股东权的自由转让是股东固有的一项权利,股权自由转让原则应理解为强行性法律规范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只要存在违反该基本原则的情形,剥夺股东权自由转让的章程条款就应归于无效。     

作为反垄断法规制对象的营业转让——兼析《反垄断法》第20条第2项

《反垄断法》第20条第2项所述"取得资产",应当理解为营业转让,而非一般的财产买卖。因为,只有构成营业转让的资产买卖行为,才能导致类似于合并和股权收购的经济效果(即营业合并),也才有必要对之实施反垄断规制。     

债权让与制度比较研究--兼论对我国合同法中债权让与制度的完善

债权让与制度是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加快债的流转,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我国合同法也对债权让与制度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完善了这项制度。但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我国的债权让与制度在债权让与生效的条件、通知的效力、债权让与的范围及债权二重让与的效力等诸方面还有待于完善。     

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法理思考

毒树之果是以非法行为作为条件或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得到的其他证据。其证据能力问题实质上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价值取舍的问题。毒树之果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界趋向否定其证据能力。对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全盘否定不符合我国的法治文化传统和司法现状,我国立法应以排除为一般性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况的毒树之果进行限制性肯定。     

对“非法同居”一词的异议

“非法同居”一词是人民法院在审理婚姻关系纠纷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法律术语,它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狭义的“非法同居”是指无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便共同居住生活。按有关司法解释,狭义的“非法同居”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男女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如未达法定婚龄,或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二是双方符合法定结婚条件,只是未履行结婚登记。后一种情况在1994年2月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生效前被视为事实婚姻。广义的“非法同居”系指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同居行为。这一含义表明有配偶的当事人同第三人同居（通常称“姘居”）也属非法同居。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定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件》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视为夫妻感情破裂：（8）、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不悔改的,说明司法解释已将婚外同居视为非法同居,通常情况下所指的非法同居主要指其狭义上的概念。     

已故股东的股份归属问题研究

公司法对死亡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的归属问题没有规定 ,审判实践中对此问题的处理也并不一致 ,作者认为 :死亡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份属于死者的遗产 ,其遗产继承的性质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的转让。     

股票期权：一种亟需完善的激励制度——经济专业委员会2001年会综述

用综述的形式展现年会的研究成果,在学术机构很常见,但在律师的年会中却是第一次使用。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说明律师已经开始用学术的眼光审视自己从事的法律实务。在全国律协经济专业委员会２００１年会上,主办者将“年会综述”作为年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成果提交给全国的律师。这一综述,总结了以前国内律师从事公司法律实务的经验,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也为今后留下研究成果。这种有效的形式,值得推荐给其他专业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