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中的非法取证及其防治

侦查实践中,非法取证行为广泛存在,主要表现为刑讯逼供和欺骗、引诱、威胁等方法收集言词证据。究其原因,在于侦查取证主体法治观念淡薄,办案水平不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够完善,侦查监督不力以及传统诉讼理念的影响等问题。防治非法取证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程序正义。防治非法取证应从提升侦查取证主体素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等方面进行着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研判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侦查讯问环节最易产生非法证据。受自身的制度缺陷及非法讯问的内在动因等因素影响,现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有限。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效能的可行进路在于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明晰非法证据排除标准,强化非法证据排除力度。     

建立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构想

诱惑侦查，是刑事侦查制度中的内容，属于特殊的侦查手段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早有研究或实践，但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上尚未深入。诱惑侦查的两种类型是“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本文认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有必要从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上进行规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诱惑侦查纳入侦查制度体系中。     

刑事诉讼权力主体观念转变的必由之路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新法于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总体来说,修订后的法律相比于1996年第一次修正是一种进步,尤其是同2004年"人权入宪"①一样,本次修订将"尊重和保障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适用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人民法院对公诉机关收集的证据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时,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法院在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经过公诉机关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认定标准,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     

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非法经营罪三者关系之厘清

近年来，在打击侵犯著作权犯罪过程中，司法机关对于涉及非法出版物的犯罪行为，是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犯复制品罪还是非法经营罪，存在一些分歧，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厘清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三者之间的关系。     

未婚同居的立法问题探析

本文分四大点来探究未婚同居的立法问题，首先是未婚同居的概念及分类，然后法律对事实婚姻的态度在我国的演变过程，最后对我国现今立法中对于未婚同居的不足和缺失提出一些建议。     

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认定——基于190件案例样本的分析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设立虽然表明了我国在打击信息犯罪、维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上的立法决心,但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却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诸多论争。其中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以及"非法获取"这三个概念。通过对190件案例样本的微观分析发现,理论界与实务界、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在上述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司法认定标准的不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案不同判"。为此,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分析借鉴样本判决与理论成果,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认定标准,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完善。     

关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范围的探讨

新刑诉法中对非法证据的界定范围已有明确规定,包括非法言词证据与非法实物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范围内,有一项热门问题便是非法证据的排除。但是在众多热切的讨论过程中,更多的人所关注的还是此项制度在我国到底有否被确立,而没能将重点放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上,像是非法取证的主体、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各种有利证据等等,这些种种问题都包含了非法证据的涵盖范围,这也造成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全面的探究。文中阐述了刑事非法证据的认定范围,并且对我国合理化刑事诉讼的范围提出了几点建议。     

非法行医罪疑难问题研究

非法行医罪是我国于1997年新增设的罪名,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理论界和司法界对该罪的理解存在着诸如对于非法行医罪中主体的认定、非法行医罪行医行为等问题多种不同观点。同时,伴随我国医疗服务业迅速发展,如何有效对其进行规制,迫切需要学者给予理性回答。本文通过相关案例介绍及对争议焦点分析,探寻非法行医罪主体、"行医行为"、救助行为等疑难问题的解决方案。望能为日后非法行医罪实践难题的解决提供帮助,促进医疗行为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