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质疑

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毫无争议的共识,然而,我们是否曾思考一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根据在法理上是否合理。为什么对于警察个人的非法取证行为,要以牺牲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和被害人利益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警察的目的。而我们却为发现了这样一种禁止非法取证的方式而欢喜雀跃,并冠之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诸如人权、法治、程序正义等。文章拟提出作者自己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依据的几点质疑,以求教于各位仁士。     

证据禁止理论初探

本文以德国证据制度为视角,探讨了证据禁止理论的分类,证据使用禁止理论的功能,以及证据使用禁止的判断标准.德国的刑事诉讼反对不计代价、不问是非、不择手段的真实发现,其证据制度始终在发现真实与法治程序之间徘徊,并力图寻找两者的平衡.     

恶意民事诉讼应纳入妨害司法罪

恶意民事诉讼,是指行为人为了牟取非法利益,采用伪造、变造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替其伪造、变造重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恶意将与其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卷入诉讼的行为。它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两个:第一,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伪造、变造了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替其伪造、变造了重要证据,并以此作为其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支撑,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相对人向其履行某种义务的行为。第二,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即行为人通过民事诉讼,希望人民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我国的传销犯罪

传销,依据2005年8月23日国务院公布的《禁止传销条例》(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第二条,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资金市场的不断活跃,传销死灰复燃且呈愈演愈烈之势,不但破坏了正常的市     

非法行医罪主体论纲——兼论我国非法行医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设置非法行医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非法行医行为的发生,因此,“四类主体”可以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我国现行刑法对非法行医罪主体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缺陷,建议将单位纳入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之中,并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未以合法方式取得法定资质而非法行医”中的“未以合法方式取得法定资质”的含义及“非法”的含义,以完善相关规定。     

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分析了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确立的必要性,并反思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就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出建议。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和建议很有必要。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本土化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产生之日起就倍受争议,但由于它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许多国家和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在我国全面确立这一规则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所以应结合国情,确立对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的原则,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所获取的证据不得予以作为定性或量刑根据的法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即包括本国宪法、刑事诉论法律 ,也包括已成为缔约国的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 ,并且多数国家都认可“非法行为”的程度是以重大违法 ,或达到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程度为标志。“非法证据”的范围一般包括言词证据和部分实行证据。在“排除”适用的诉讼阶段上 ,多数国家已扩大到侦查阶段和上诉审、再审程序中。从取证主体的范围上看 ,多数国家将适用主体限定在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中 ,并未将诉讼当事人个人纳入适用此规则的主体范畴。     

浅论我国刑法上的环境犯罪

在中央做出了开发大西部的宏伟战略决策之际,预防环境犯罪、保持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成为刑法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犯罪形态、罪过形式、犯罪主体方面的规定均存在一定的问题或缺陷,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为了加强对我国草原的刑法保护,还应增加非法占用、毁坏草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