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比较研究

本文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法律特征、界定方法及有关司法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其目的为引起刑事司法部门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有所注意。     

非法信用交易罪

禁止信用交易是由我国当前证券市场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一特点所决定的。我国新出台的《证券法》规定了非法信用交易罪。     

国际毒品原植物种植非法化的法律思考

我国政府要实施“绿色禁毒”计划,并使之规范化和法律化的重点法律思考就是要积极呼吁联合国尽快签署禁止毒品原植物非法种植的公约,使世界范围内的毒品原植物种植非法化。充分利用国际法赋予我们的效力适应空间,运用我国对周边毒源地国家的综合大国优势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影响,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在多边和双边乃至国际公约中逐步解决与我国毗邻的周边毒源地替代种植问题。     

对北京出入境非法中介机构的调查及治理对策

近年来,我国公民非公务出国日趋增多,对出入境中介服务的社会需求也相应增加,在京的一些单位和个人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与境外“移民服务机构”相勾结,成立非法中介机构,擅自从事公民出入境中介服务。其危害为：损害国家声誉和对外形象,影响社会稳定;破坏出入境管理秩序,危害国家安全;逃避国家税收,给国家造成财政损失;侵害公民人身、经济和出行等合法权益。加强出入境中介机构规范化管理的对策为：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出入境中介服务;实行归口管理,加大对出入境中介机构的管理力度;成立合法、规范的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彻底铲除非法中介机构滋生的土壤;加大法制宣传力度,依法加强对新闻媒体进行出入境中介服务广告宣传的管理工作。     

当前毒资及贩毒非法收益难以追缴的原因及对策

毒品犯罪案件在缴获毒品、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的同时,还需要追缴毒资及贩毒非法收益。但目前却存在毒资和贩毒非法收益难以追缴的现象,这不仪影响了案件的侦办质量和打击效果,而且束缚了缉毒破案工作的整体推进和发展,是当前毒品案件侦查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现实。毒资和贩毒非法收益难以追缴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需从立法和提高侦查水平等方面加强毒资和贩毒非法收益的追缴工作。     

一起群体性抗税案的启示

高家岭镇积谷村地处我县中部,共有村民１５００余人,均以务农为主。然而自１９９８年年底以来,高家岭镇积谷村多次发生群众拒交农业税、围攻乡村干部和税收人员、非法集资赴省进京上访及冲击国家机关等群体性事件,致使积谷村三年以来的农业税无法征收,给高家岭镇乃至全县农村工作的正常运转和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县委、县政府对此事件极为重视,自１９９９年以来先后六次派出县乡工作组赴积谷村入户宣传政策,梳理和解决问题。但由于积谷村以李雄太等少数几人为首一直公然与政府对抗,教唆、煽动群众抗交农业税,使这一事件愈演…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价值尖锐冲突.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考察来看,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应当是非明文不排除.     

非法持有毒品罪与相关毒品犯罪的界分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查获毒品而不能证明实施其他毒品犯罪时兜底适用的罪名。刑事推定是在无法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前提下,根据已查明事实以经验法则做出合乎常理的推论,刑事推定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唯一的标准。     

侦查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出发点

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有利于侦查机关强化对自身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遏制非法取证,加强人权保障,促进司法公正.随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逐步推进,侦查机关如果仍然沿用以往的取证方式,辛苦获取的证据就可能因为手段不合法等问题而在后来的审判环节遭到排除.作为最主要的取证主体,侦查机关应当主动建立部门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审查和工作机制,以有效应对刑诉法修改给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进展与不足——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背景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通过完善辩护制度,进一步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与此同时,还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增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并且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规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规定有其进步之处,但也有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