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权力杠杆

文化软着陆社会软崛起国家软驱动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是,大多数文化学人不愿意主动做下里巴人式的世俗文化,普通百姓缺乏应有的共享文化盛宴的机会,文化始终走不出少数社会精英的小圈子随着奥运会、世博会和孔子学院等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的举办,中外交流格局大幅度拓展,中国国际知名度有了很大提升,但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进一步促成中国文化走出去,还需要深入探索。分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困境,既要重视考察中国文化的本身特性,又要重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战略和机制。中国文化的精英化使得文化资源变成了一种硬权力     

西方媒体真的不讲政治吗?

时下,有不少人对西方媒体持有一种"美好幻觉",认为它们没有什么政治倾向或政治立场,在从事新闻报道时能做到价值中立,其提供的新闻是真实和客观的,甚至有人因这一"美好幻觉"而贬低我国的媒体。这种建立在偏见上的媒体优劣论,在当下捕获了一些"信众"。对于这种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的观点,我们要仔细辨别、正本清源。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

从生物学共生概念的提出到经济学共生理论的诞生,共生的应用领域不断延展。共生在公共管理领域中也具有适用性,现阶段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属于非对称性共生关系,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非对称性依赖和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这种关系在实践中带来了社会组织行政化、社会组织公共责任缺失和社会组织治理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共生关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是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对称性互惠共生是两者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西方危机的根源:制度、国家建构和世界体系

当前西方国家普遍面临严重挑战。这首先表现为一种制度危机,随着经济不平等加剧和社会流动固化,西方文明正在发生世袭化倒退。其次,制度危机反映了西方国家建构模式和文化矛盾等深层矛盾,它们的根源是共同体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矛盾。该矛盾带来了比制度危机更危险的结果——共同体的解体。最后,西方现代文明是一种无法自足的文明,依赖于世界体系而存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失败将给西方带来致命一击。     

伊朗实地考察后的总结

2012年2月9-16日,笔者受邀随团观礼了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革命日庆典,还走访了伊朗外交部、素有"伊朗硅谷"之称的帕德布科技园、伊朗国家电视台、伊朗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中央电视台驻     

1950年:瑞士与中国建交内幕

瑞士为什么能成为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出访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引起不少人的兴趣。翻开尘封的那段历史或许能解答这个疑问:早在1950年,瑞士就顶着美国压力,成为最早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之一,并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历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     

＂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小平＂ 访《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

一位年过八旬的美国学者，在10年之前，立下志向要写一本向美国人介绍亚洲重要发展的图书。最后，他把目光锁定在了邓小平身上。他认为，亚洲的重点在中国，而对中国现代进程影响最大的，正是邓小平。他花掉了10年时间，写出来一本《邓小平时代》。这位学者，就是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     

古今自由主义

列奥·施特劳斯生前就备受推崇和攻击，他留下的丰富遗著继续引起讨论和争议。本书结集的文章涵盖了定义何为施特劳斯思想的重要主题，西方传统中理性与启示的张力，自由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古代与现代两种自由主义相互冲突而又互补的关系。想了解这位煽动性的思想家，没有比读这本书更合适的了。     

美国试图颠覆梅普政权的企图为何难以得逞

近来．随着俄罗斯议会选举结果的出炉．俄反对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连续举行反对普京的示威，试图推翻梅普政权。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开宣称俄议会选举“既不公平．也不公正”，并要求俄彻查选举“舞弊”。西方媒体更是大肆推波助澜，连篇累牍报道俄反对派活动．并尖刻嘲讽这是“普京末日的开始”．似乎终于抓住了煽动“俄罗斯之春”的难得机遇。然而，俄罗斯不是利比亚，普京更不是卡扎菲．西方所期待并试图在俄推动“革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     

30年代中国的舆论与困境

在现代中国的报刊史上,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是一北一南的双峰。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两份大报,因地域、主事者理念、撰稿人阶层和阅读对象的不同,它们呈现出的舆论特征,以及对现代中国的舆论走向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大公报》地处北方,以平津的专家学者为依托,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精英面相,带有京派的大气、深沉和厚重。《申报》地处上海,以一般绅士和市民阶层为读者,受西方文化熏染,在言说方式和气度方面体现出婉约、精致的海派风范。其中,《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申报》的"自由谈"版块是最能体现两家报纸风格特征的代表性版面。将两份版面抽离出来,放到现代中国舆论空间的语境之下,分析他们的作者群、言说内容和话语风格,可以看到,他们分别代表了近代中国两种不同的舆论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