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刑事职业禁止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禁止令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从业禁止,标志着刑事职业禁止作为一种预防再犯的措施被引入我国刑法典。现阶段我国在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中职业禁止适用率低且立法上存在一定的不周延性。我国有必要在刑法分则和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中明确刑事职业禁止的规定,在比例原则和合宪性理念前提下,扩大适用范围至单位犯罪,构建复权制度,以促进我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水平的提升。     

大数据时代商业银行非现场审计应用探究

大数据时代下,伴随着商业银行数据化转型,银行内部审计方式也发生着变革,非现场审计作为一种新兴的审计模式,在提升审计质效方面有诸多可取之处,但实际应用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阻碍了非现场审计优势的发挥.文章从非现场审计的发展趋势、实施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展开论述,提出了开展非现场审计的实施路径.     

违约金调减的证明责任问题

在对《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后段的解读中,应将"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理解为违约金调减请求的权利成立要件,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理解为权利成立的法律后果。这一区分对应了违约金的双重功能,可为违约金调减请求提供更清晰的审理思路。成立要件的审理对应违约金的补偿性功能,适用诉讼法理;调减衡量因素的审理对应违约金的履约压力功能,部分适用非讼法理。根据现行法,"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证明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且不能转移。违约方的证明困难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在具体诉讼中可以通过事案解明义务缓解,但不改变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由此决定的本证与反证的区分。违约金调减衡量因素的调查不存在证明责任问题,应围绕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中展开。     

非ICSID投资条约仲裁司法审查的困境及其应对——以法院对投资条约的解释与适用为视角

“世能案”等案例显示,非ICSID投资条约仲裁的司法审查面临质疑和争论,出现了一定的困境。从相关国内法院对案涉投资条约的解释与适用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司法审查法院解释与适用投资条约的主体资格正当性不足,对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的公正性存疑,对条约法相关原则有所悖离。可见,一方面,因为完全套用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非ICSID投资条约仲裁司法审查法院对于相关国际投资条约的解释和适用面临制度上的困境;另一方面,有关国家法院的商事化立场又加剧了这种制度在实践中的困境。对非ICSID投资条约仲裁的改革,不应忽视其司法审查中的条约解释与适用问题。我国作为投资条约缔约国的具体应对建议包括改进投资条约关于非ICSID仲裁的仲裁地选定程序的规定,在投资条约中规定缔约国对条约的联合解释应约束仲裁的司法审查机关,推动建立全球性的国际投资条约仲裁裁决审查机制或上诉机制等。     

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研究

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一直是侦查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加强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的研究,有利于提高侦查人员对犯罪现场的全面认识,开辟认识犯罪现场的新视野以及开拓新的侦查思路。为此,有必要对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的概念、价值,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信息在侦查破案综合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探讨与研究。     

不当得利类型论与不当得利法的发展——建构一个可操作的规范模式(上)

历经二千余年的演变,不当得利对现行法律的解释适用仍然具有重大影响。不当得利请求权是由罗马法上的个别诉权,经过长期的演变,直至近代,始发展成为一般的规定。本文旨在从不当得利类型论、区别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阐释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提供一种不当得利发展的思考方法。     

论教育改造的非惩罚性——兼与周雨臣教授商榷

罪犯教育工作在我国罪犯改造工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但是,关于“罪犯教育”是否具有“惩罚性”,一直存有争议。有人认为,教育改造对于罪犯而言,具有“强制性、痛苦性和不可选择性”,是教育改造具有“惩罚性”的表现。而惩罚从其本质意义上讲,具有报应和威慑的价值取向,而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具有善质性,目的不是为了让罪犯产生痛苦,而是使其发生改变,得到矫正,融入社会。     

突发事件处置中非致命性武器的使用规制

非致命性武器在警务活动中的使用越来越普及,由于非致命性武器的非致命性优势使得其有被滥用的风险。我国没有非致命性武器使用的具体规定,非致命性武器的使用很大程度上由民警自由裁量,为规制非致命性武器使用,应制定规范民警使用非致命性武器的行政政策,以利于公安机关合理使用非致命性武器,保护人权。     

犯罪未遂中的意志因素辨析

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的意志因素可以分为“犯罪本意”和“非犯罪本意的意志”。犯罪人着手实施犯罪后,由于犯罪本意以外的原因使犯罪过程停止下来,则构成犯罪未遂。在犯罪本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当犯罪人的非犯罪本意的意志出现后,也可以使犯罪过程停止下来,但这仍然构成犯罪未遂,而不是构成犯罪中止。由于“非犯罪本意的意志”也属于意志因素,所以犯罪人着手实施犯罪后,导致犯罪未遂的原因既有意志以外的原因也有意志以内的原因。对我国刑法23条中的“意志以外的原因”应做狭义的理解,即它应当是指“犯罪本意以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