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中领导者的重新定位

21世纪是知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时代,在建设和谐社会中,领导者应当对领导理念、领导角色、领导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顺应平民化趋势,注重组织学习。     

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有效方式

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强调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毛泽东同志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从历史上看,党内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经常性教育,一种是集中教育。其中集中教育活动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一大特色。它是根据某个时期的形势和任务,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整风的方式,有组织、有计划、分阶段进行的集中教育活动,而且往往把思想教育和整顿改进以及组织处理结合起来。党执政以前,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一次是1942年到1943年的延安整风。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区域性组织事权的法治进路——以长三角区域合作为视角

区域性组织事权是区域性组织依法享有的对特定区域性公共事务的管辖权,是区域性组织的职权和应担负的职责。事权的公权力属性及隶属管辖权、职权的特点,决定区域性组织事权应规范化、法治化。从法律性质看,区域性组织事权属区域性事权,可以是地方事权,亦可以是地方性事权。当前区域性组织事权背离法治的问题突出,裨补阙漏,区域性组织事权的法治因应之策是夯实区域性组织事权的法治根基、确立区域性组织事权法定原则、依法厘定特定区域性事权主体为区域性组织、依法界分区域性组织与他组织事权、依法构建区域性组织事权与财力、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七月一日为何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

1921年7月23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会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在这里举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也派代表列席了会议.由于会场受到暗探的注意和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的最后一天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高校创建学习型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思考

学习型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是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为指导,并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中而建立起来的,拥有崇高的奋斗目标、较强的学习力、应变力和创新能力,具有"善于通过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队伍。高校可以率先应用学习型组织理论,创建学习型思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著作权人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授权,与使用者签订许可使用合同过程中,有时会引发使用者提起反垄断诉讼,妥善处理此类矛盾纠纷,需要正确认识知识产权制度与反垄断制度在市场经济中互为补充共同发挥鼓励创新、促进经济效率和增大社会福利的价值功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依法获得市场支配力量,其依法集中行使权利人有关权利以不能超出著作权专有权范围为限,如果超范围集中行使权利构成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了竞争,应当受《反垄断法》的调整。     

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共同体中的角色定位

角色职能多元化是新时代政府组织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共同体联动机制是应对基层社会问题复合体的有效机制,它要求基层政府向多元角色职能转型。这就要改变以往基层政府过度管理与角色职能内卷、公共服务支持乏力、领导角色固化等问题,向社区良性运行的指导者、宣教工作的培育者、公共服务资源有力提供者、社区治理共同体组织者和社区购买服务的监督者转化。     

卖淫相关犯罪探究

随着卖淫行为较为普遍地发生,与卖淫相关的几种犯罪也变得常见而多发,如何有效规制这些犯罪并恰当地定罪量刑,已成为理论和实践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通过比较与案例分析的方式对司法实践中易于出现混淆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指出了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区别;强迫卖淫罪规制范围狭窄的原因以及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中"容留"与"介绍"的应有含义,希望通过这些分析对实践中一些问题产生释疑解惑的作用.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分类透视与政策评析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状况与俄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政策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俄罗斯境内的非政府组织可分为“本土非政府组织”和“外国代理人”两种类型,在此分类基础上,可对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工具性”与“主观性”并存的社会作用进行分类透视,对俄政府在非政府组织问题上实行“合作性”与“对抗性”的不同政策及其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估。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对俄罗斯来说,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并存,是一把双刃剑。俄罗斯对非政府组织区别对待、对其活动加以法律规范的政策有经验也有教训,对中国制定非政府组织政策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