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研究评述

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的研究,是一项跨时空、跨学科的研究。本文以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研究为中心,对中国传统解释体系、现代学术中广义"思想研究",以及"域外中国学"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的研究作了概要性质的评述,分别指出其成就和局限,由此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研究的发展态势和方向。     

新合同法若干制度及规则的解释与适用

新合同法就格式条款、缔约过失责任、债权人的代位权及无权处分等民事制度作了规定 ,应采用体系解释 ,目的解释等民法解释方法来把握各项规则 ,以准确地适用法律。     

“反对解释”有效性的逻辑考察

一般认为,不是所有的法条都可以进行反对解释。但是,所有的表示法律效果的法条都有其反面含义,都有与其等价的逆反命题。笔者经过研究认为,如果认为反对解释就是根据文字的正面含义推测其反面含义,那么所有的假言推理式的法条都有其反对解释。但是,只有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构成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的假言命题的法条,才可以采取否定法律要件进而否定法律效果的解释方式。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式的法条只能进行否定法律效果进而否定法律要件的反对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否定法律要件,不能必然否定法律效果。     

刑法超法规司法解释的理性选择

罪刑法定要求法律只能适用于制定之后的行为,由于存在立法者能力的限制与预后困难等情况,导致法律必然具有不完满性,即存在漏洞。如何对待这种不完满性,存在着多种选择,而司法者通过超法规解释予以补足的方式被一些国家适用。我国是否也可以通过超法规解释的方式弥补法律的漏洞?文章提出,超法规的刑法解释在不妨碍刑法运行安全的前提下才具有合理性。由于中国的法院解释法律而不是法官解释法律的解释模式,不充分说理的判决模式,法官素质导致的法官解释法律的能力,国家的法治传统缺失等方面原因,导致中国如果允许法院具有超法规解释法律或者立法的权力,就有导致法运行安全性难于保证之虞,而法的安全应当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价值。因此,中国现阶段承认超法规的刑法解释不具有合理性。     

法理学还要与部门法学疏离多久——以桑本谦先生的法律解释理论为分析视角

传统的建构型法律解释学和桑本谦先生所主张的解构型法律解释学都面临困境,而从部门法制度和部门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律解释学并非无药可救。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必然是和法律制度的发展、部门法实践的发展、法律共同体的发展乃至法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的法理学建构和抽象的法理学解构都具有局限性。法理学视野下法律解释学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质是中国法理学所面临的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法理学一直以来对部门法学所采取的疏离态度。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乐观量表的分析与研究

乐观不仅是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同时也是对情境的归因与解释。马丁塞利格曼认为乐观是一种解释风格,在我们生活中主张弹性而灵活的乐观品质,乐观者将成功的喜悦归因于自身的、永久性和普遍性,而悲观者将其归因于他人的、暂时性和特定性;乐观者将失败的悲伤归因于他人的、暂时性和特定性,而悲观者将其归因于自身的、永久性和普遍性。     

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正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的重要监督职权,也是人大开展法律监督的主要途径之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对于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监督体系有着重要意义。一、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重要性     

履职承诺

正"承诺"是目前代表履职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热词",也是不少地方人大探索代表工作的"热点"。各级人大代表能否切实行使好自己的职权,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发挥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能否充分体现,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能否真正落实。     

立法与改革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

<正>2014年3月9日上午,张德江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更好结合起来,抓紧制定和修改同全面深化改革相关的法律,从法律制度上推动和落实改革举措,充分发挥立法在引领、推动和保障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有序进行"的精神前后呼应、一脉相承,进一步展示了执政党坚持依法执政、建设法治中     

宪法解释的困境及其认识论根源

宪法解释的困境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制宪“真意”与宪法适用的两难选择;二是宪法安定性与宪法解释合目的性的截然分立。造成以上困境的根源在于将传统认识论哲学错误地运用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宪法解释学之中,在本体论层面提出兼具科学性与推测性的预先性假设,从而为宪法解释设定错误的研究方法与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