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碑与古代行政程序探析

中华法系"重实体、轻程序"的特色,几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中国古代公文碑所呈现的繁复行政过程及"程序化"特色,对这一共识形成挑战。历时长久、适用广泛、形式多样、存量可观的公文碑是研究中国古代行政权、行政程序、行政监管等法律制度的珍贵史料。碑石上的"行政授权""行政许可"以及"反向行政"等内容,揭示了中国古代行政权在制度建构、秩序维护和社会运行中的关键机制。对包括碑刻在内的传统史料的系统整理和重新发现,对于构建中国传统法律话语体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永嘉文化丛与宋代儒学的新转趋

宋代儒学的多元融合发展,演绎出了理学、心学和实学等基本方向。直面现实,理学和心学立足道统,着重于唯识和唯心,强调修身和养性的内在德性;而以永嘉事功学为代表的浙派实学,则从经济社会模式转型现实和富国强兵的忧患意识出发,唱响了开物成务、变革除弊的唯物实践论。以永嘉事功学为代表的新儒学的发生,代表着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构筑了一组特色鲜明的宋代温州文化丛,体现了儒学与工商文明相得益彰的新伦理精神。这种新儒学走向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南一隅"之"敢为人先"的务实变革与经世拼搏精神的文化原型。     

曾熙书作赏析

曾熙,号农髯,是海上的大家,他的名声一直与李瑞清捆绑在一起。作为北碑派在上海的领袖级人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紧紧跟着李瑞清而位列其次,所谓“千年老二”。李瑞清在民国初,以两江师范高等学堂“监督”(校长)的教育界身份,奠定了自身社会名流的声誉;再以其一手锯齿形北碑石刻线条之惊世骇俗,博取了大量好奇的眼球。而曾熙则甘拜下风,甘愿追随李瑞清而为其副,两者在书法上共同形成碑派书法     

美国法上请愿免责的标准变迁

请愿可能损及其他公民的利益,原则上可免于侵权法上的责任。但以请愿为名,利用请愿程序本身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或者在请愿程序中伴有行贿等严重违法行为的,不能免责。美国法上的请愿免责标准发端于反垄断案件,后扩展到其他侵权领域。请愿免责的始作俑者是联邦最高法院,但在随后的标准变迁中,下级法院走的步子比联邦最高法院更快,甚至呈现出倒逼联邦最高法院之态;联邦最高法院不时扮演制动者的角色,以免请愿免责走得太远太远。请愿免责标准变迁的背后暗藏着不同的司法哲学,司法能动主义、司法保守主义、司法联邦主义都轮番登场。     

黎族蛙崇拜的渊源及演变

黎族群众认为世间万物诸如日月、山川、江河、树木、风雨、雷电等都有灵魂,因此产生了以“万物有灵”观念为主的原始宗教信仰,衍生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等宗教信仰意识。黎族社会中蛙崇拜的产生也是源于“万物有灵”观念,主要表现的是对蛙魂、蛙神的崇拜。和广西壮族社会的蛙崇拜相比,黎族的蛙崇拜没有种类繁多的祭祀方式,也没有宏大的祭祀场面,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存在于黎族社会中。     

论韩愈碑志文的古文体性

韩愈是碑志文创作大家,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中坚,其碑志作品大都是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创作的,内容上弘扬道统,坚持民本与仁政思想,反对佛老,行文气势充沛,内容丰富,写法上叙议结合,注重细节描写,发不平之鸣,语言清新自然,体现出明显的古文体性。     

龙州天琴：骆越文化瑰宝

天琴历史源远流长天琴是壮族祖先古骆越人流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来源于古骆越人对超自然力量存在和万物有灵的信仰,产生的历史可上溯到史前人类洞居时期,主要流传于左江流域中越边境的龙州、宁明等地。     

论清代徽州禁约合同——兼议与禁约告示、禁约碑之区别

中国古人习惯于用合同的方式来解决各种财产纠纷和社会矛盾。禁约合同是古代合同类型之一种,多是同族、同村人等为禁止盗窃、禁止砍伐树木、保护荫木来龙水口等事务,共同立约承诺并议定罚则的合同文书。部分禁约合同,由于请求官府支持,而转化成禁约告示、禁约碑,约束范围扩大、效力上升,已可视为乡规民约。禁约合同本身没有外部约束力,其内部约束力是传统合同"信"价值的表达。禁约合同是私人间由于财产的共有或公有产生一种调和权利纠纷的自发秩序,也是地缘社会维护生活安宁,将一些陋习予以禁止,共同约束自身和抵御外来侵犯的约定。然而,从禁约合同、禁约告示、禁约碑等的整个体系来看,禁约产生和运行是需要外部保证的,这种外部保证就是国家法或官方的支持。据此,禁约合同才能发挥基层社会调和权利纠纷的作用。     

万里长城八达岭

房山地处北京西南,面积2019平方公里,人口83万,区府良乡距北京城区22公里。境内旅游资源种类齐全、丰富多彩、特色突出、品位高雅。北京根祖周口店北京人遗